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董必武法治思想初探

董必武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其法治思想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许多内容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验证。但是，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法治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没有完全摆脱人治的影响。这为其后继者留下了艰巨的法治建设任务和革故鼎新的空间。     

论微博问政的规范化

网络时代,微博问政成了公众参与的新形式。它以快速、便捷、互动性强等优点,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发展和创新。但微博问政面临着很多难题。立法规范保护,既是微博问政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宪法上的很多规定都可以被援引作为微博问政的依据。促进公众参与,控制政府权力,是微博问政的重要目标。应当设计出具体有效的制度,充分发挥微博的特点,回避其不足。     

论国有财产的宪法地位及其功能——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为语境的探讨

财产是促进宪法思想产生以及宪法演进的主要动力。国有财产是财产的重要类型,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有财产是中国立宪的重要制度基础。宪法文本形成的国有财产结构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福利国家与国有财产的联结是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过去的20年里,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推动了宪政发展,也促进了国家观念、社会结构和人民观念的转型。国有财产能够被视为中国宪政发展的动力,这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未来中国的宪政建设还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监管。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质询权行使的宪法学思考

质询权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监督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质询权行使具有坚实的宪政基础，理顺质询权与其它监督权之间的关系是质询权行使的关键，完善质询权行使的程序设计是质询权作用发挥的保证。     

论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力量。党组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载体,通过党组的整合与汲取,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在中国特色的党政“条块治理结构”中,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承载着打破官僚主义的希冀。党组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的组织形式,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从而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法理学分析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和生效宣告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进步,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人文关怀。然而,救助制度的良好运作则有赖于与现行制度的衔接。     

论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双重功能及其协调

政府工作报告由“面向”过去之施政报告及“面向”未来之施政方针构成,规范层面的诠释使其表现为一种监督方式,而实践层面的展开将其形塑为一种施政形式。与此相对应,政府工作报告之功能亦有二：监督功能与施政功能。前者的实现方式为人大通过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控制;后者表现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施政方针,在实质意义上乃是执政党和政府今后若干时期内的施政纲领。此二功能统一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法理内涵之中,不得有所偏颇。然而,实践中所呈现的样态却是对施政功能的过分偏重,对监督功能则有意或无意地漠视,致使监督功能为施政功能所不当消解。鉴此,须借由认识的转变和制度的完善进行纠偏,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之双重功能的协调。     

论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国学教育与公民教育

当下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有注重国学教育的倾向,国学教育固然重要,但相较于公民教育起来,无疑公民教育更为迫切,关键是如何找出二者的兼容性,即在保证公民教育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地传授学生国学精粹。     

论地方权力机关监督权的宪政属性

在21世纪之初的各级地方人大实践中,地方权力机关正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对不同社会领域行使监督权.鉴于地方权力机关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宪政地位,故其监督权也相应具有不同的属性.对地方权力机关所产生的其他地方机关而言,监督权则是其固有的权力;而对于非由其所产生的其他机构,地方权力机关对其监督则具有授权性特征,实践中对企业的直接监督就欠缺了合法性.在宪政框架下区分这种权力属性,将有利于地方权力机关合法行使监督权,有助于我国法治进程的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