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玄学与东晋士人的诗意化人生

郭象玄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顶峰,他的"独化论"和"性分论"以全新的思路诠释了<庄子>,他否认绝对自由和逍遥的存在,认为所谓逍遥,并非是对客观外物的摆脱和超越,而是主体内在本性的自我满足.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郭象玄学为东晋士人的诗意化人生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仙凡婚恋故事的类型及文化意蕴

仙凡婚恋故事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小说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天鹅处女型、螺女型、洞穴仙窟型和仙女下凡型等类型.这些故事类型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表现了当时民众与士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内心欲求.仙凡婚恋故事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因素:神仙信仰的盛行、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和门阀世族制度的存在都是催生仙凡婚恋故事的重要因素.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郭象逍遥新意与东晋朝隐之风

从庄子到郭象，“逍遥”的涵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庄子的逍遥强调对客观外物的超越，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现实生活中的常人很难达到。而郭象认为，逍遥与外在的环境和形式无关，关键在于内心，只要内心能够超脱淡然。则无论何时何处人人皆可逍遥。郭象通过对庄子的全新阐释，将原本只存在于精神世界的逍遥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世间。郭象的逍适新意为东晋士人的朝隐之风提供了理论依据。     

郭象玄学与东晋诗歌的审美追求

"独化于玄冥之境"是郭象玄学的中心命题,它强调以超功利的心态对待天地万物,进而达到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普遍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追求内心宁静闲适的境界.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东晋诗歌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独立高洁人格的精神归属与香草美人传统的文学认同——论陶渊明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研究者对陶渊明与《诗经》的关系论述颇多,而对于陶渊明与屈原及《楚辞》的关系则涉及较少。事实上,陶渊明与屈原的文学创作存在着明显的渊源与承传关系。坎坷的身世经历与孤独的情感体验,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相同追求,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这些共同的经历使得陶渊明对屈原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同,并且有意识地学习、借鉴屈原诗歌的浪漫风格和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在此基础上,又能够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生态美学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以生态美学的视角审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表现了对理想生态环境的审美追求及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景观,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资源,对当代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神仙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体现

中国古代神仙小说中有大量善恶报应、救世济世、降妖除魔内容的描写,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儒家价值观和儒家思想.道教充分吸纳儒家伦理思想,将积善行德当成修仙的必要条件,将匡时救世、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合理化,将儒家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积极入世精神与道教以修仙为指向的宗教目标完美结合,这样道教伦理就将仙道与人道、出世与入世、利己与利他巧妙地结合,并行不悖,成为独具特色的宗教.     

萧瑟悲凉与清幽秀丽——论西晋与东晋山水诗美学风貌的差异及成因

本文将西晋山水诗与东晋山水诗相比较,指出西晋山水诗的基本风格是萧瑟悲凉,诗人内心充满孤独苦闷和彷徨忧虑之情,而东晋山水诗却表现出清幽秀丽的美学风貌和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趣。本文同时也从政治、经济、哲学等几个方面探求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