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与民间视野的变奏——张爱玲与杨绛戏剧比较论略

在戏剧结构、小人物的金钱与情欲的切入点选取、对新文学"人的文学"观的呼应上,上海沦陷时期的杨绛和1955年赴美的张爱玲在戏剧创作上多有相似.但在文学叙事格局、悲剧内涵理解、文学精神谱系与渊源等层面,二位女作家的剧作颇多差别.杨绛的剧作基于五四文学启蒙精神,在有限的创作格局中呈现了一代知识人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的剧作继承近代以来市民文学精神,既叙以普遍人性悲剧,亦偏好书写小人物们的小小得意和小奸小坏.这呈现了海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丰富了海派文学内涵.     

伦理视野下的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当代政府管理模式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政府管理活动的实践,基于对伦理视野下政府及其职能的本质的分析,论述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伦理化,并提出和阐释了政府职能伦理化实现的途径,即加强政府职能道德化的制度建设。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问题·经验·方法——《极花》与贾平凹的创作视野

贾平凹的新作《极花》通过主人公胡蝶的生命遭际暴露了当下中国的人口贩卖、乡村基层政权弱化、都市异化等突出问题,直面乡土文学在“乡愁”离岸之后的粗鄙,揭示了儒道文化在维系乡村中国常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及无可遏抑地走向末路的现实境遇。在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深切坚守之外,清晰的参政意识凸显着创作者叙事立场之转变。贾平凹的思考直面高歌猛进的现代时期乡土中国,显现出创作者刚正为人与真诚为文的勇气。     

迟子建“创作重复”现象与当代中国文学症候

迟子建多年来创作上的重复不是文坛孤案,而是一批当代知名作家的创作共性;一些批评家碍于情面等因素的吹捧式评价,更是遮蔽、加重了这一文坛痼疾。究其根源,这种创作症候源于作家为文观的偏差、写作能力的不足、对现代主义的过度迷恋以及批评界不负责任的超越性论调等多种因素。唯有尊重文学的时代性诉求,重审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遗产,杜绝历史虚无主义与不必要的神秘主义,重返经典,重提写作的非功利性,才能彻底根除这种功利浮躁时代的文学病相。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旋转飞升的陀螺”——《长沙白茉莉》的摩登、欲望与革命叙事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再现了“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间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多重面相。在重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与都会传奇上,消费型的物质文化、“颓加荡”的欲望风习及对“青帮”形象的塑造等开拓了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在对一代怀揣“上海梦”的青年的情爱体验传达上,上海摩登欲望视野下的各式女性挑战传统男女情爱伦理关系,呼应享乐主义性观念的变革等,传达了身陷欲望“围城”的一代青年的人生困境;主人公赵克明历经考验最终拒绝上海摩登而选择革命,以此作为一般意志不坚的革命青年遭遇上海摩登的声光化电之后的超克之道的叙写法极有深意。黄仁宇的历史想象丰富并大大拓展了现代时期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     

禁忌、耻辱与恢复 ——曹杏花复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作家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塑造的 “瘿袋”曹杏花形象,因其复杂而深刻的意蕴备受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从求存本能与乡村伦理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曹杏花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深化新写实及刘恒创作的研究仍具相当价值与意义。由是观之,《狗日的粮食》描写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曹杏花在不断磨砺求存技能的过程中与乡村伦理之间爆发的全面冲突,其一方面呈现出曹杏花罕见的生命韧性与天才式的能干,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曹杏花之存在对乡村生产组织、乡村宗亲伦理、传统家庭男女关系、人之为人的生存尊严底线等禁忌的成功冲击。在艰难时世,曹杏花的种种逾越行为在求存外衣遮掩下看似无可厚非;但当生存威胁解除后,一度被打破的所有乡村人伦秩序必然重建,曹杏花之死正是所有耻辱回潮之后的必然结果。曹杏花之死鉴照了一个时代的残酷与弱者人生的终极悲哀,《狗日的粮食》也指向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和这个时代对普通人、弱者生命的践踏。     

伦理视野下的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当代政府管理模式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政府管理活动的实践,基于对伦理视野下政府及其职能的本质的分析,论述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伦理化,并提出和阐释了政府职能伦理化实现的途径,即加强政府职能道德化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