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权威:政治与行政关系视角的讨论——以X村为例

借助对陕西省汉中市一个乡村治理形态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政治与行政不分的农村权威的具体形态。农村权威在基层治理中既承担着自上而下的指令执行的行政性角色,又承担着自下而上的利益关联的政治性角色。一方面,农村权威是各种"项目制"指令的末端实施者;另一方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农村权威是集中体现了某种利益关联性,它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诱导与自下而上的要求和参与的交互作用的媒介和渠道。农村权威的行政性角色和政治性角色之间虽然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两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显。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革命政治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现代政治主体表现出鲜明的建构性。维新派、国民党都先后尝试运用党派政治学说培育政治人才，将政治教育作为撬动政治革新的杠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仅靠上层政治变革难以改变国家命运，而将关注焦点转向社会基础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倡导社会改造和政治革命的知识体系，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学术教育活动与党的组织建设融于一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更新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从而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锻造革命先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体系，而是政党组织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政党组织发展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