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中的科技与文化——对媒介决定论的再思考

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媒介决定论和社会文化选择论。媒介决定论认为新科技带来新的社会文化形式;而社会文化选择论则认为先有社会文化语境的潜在"召唤",然后才出现相应的科技形式。随着新媒介的出现,媒介决定论似乎占据主流,但是文化选择论对媒介决定论又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新媒介的出现应该是在科技的进步和文化"召唤"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     

媒介研究中的科技与文化——对媒介决定论的再思考

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媒介决定论和社会文化选择论。媒介决定论认为新科技带来新的社会文化形式;而社会文化选择论则认为先有社会文化语境的潜在“召唤”,然后才出现相应的科技形式。随着新媒介的出现,媒介决定论似乎占据主流,但是文化选择论对媒介决定论又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新媒介的出现应该是在科技的进步和文化“召唤”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     

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网络时代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网络传媒的开放性、快捷性和包容性决定了网络文化是“数字文化”、“快餐文化”和“多元文化”。网络文化的这些特质充分说明它是一种异质文化，一种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个体文化都不尽相同的新型文化形态。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化开始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对现有文化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但网络毕竟是新生事物，网络文化在表层颠覆了现有文化，而在深层却与现有文化发生了融合。     

“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大众"概念主要有两个英文词:Popular和the Masses。这两个词分别对应着西方语境中"大众"概念的两种不同的知识脉络。与西方的"大众"概念不同,中国当代"大众"在经历了从"革命主体"到"消费主体"的语义流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大众"概念。但是,当下的"大众"概念往往把西方"大众"的两种"所指"都归结在同一个概念里,并以西方的"大众"概念为参照系,这不仅造成对"大众"概念使用和理解的混乱,而且也模糊了中国"大众"的民族特色。     

当代文艺思潮的“后人文主义”转向——从“人性”到“物性”的流变研究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肇始于对“人学”问题的思考,伴随着这一问题而出现的“人性”“新启蒙”等概念,标志着人文主义理论思潮的形成。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些源自西方的诸如身体、事件论、思辨实在论以及物性论等新概念的翻译和引介,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中的人文主义逐渐为后人文主义所取代。如果从文艺理论演绎的内在逻辑来看,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转变,也可视为从人与物主客二元对立的建构论（语言论）,转向人与物交融互通的物性论（反语言论）,并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新变提供契机与可能性。     

网络时代文学市场化趋向

网络时代的文化氛围改变了文学"文以栽道"的精神内涵,而代之以市场的消费文化,使人们的写作除了扬名外就是追求商业效益.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浮躁心态使得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向市场方向倾斜,文学进一步边缘化和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