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5个省份10个原贫困县330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从效率和公平视角考察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扶贫可以提升贫困户可行能力水平,并缓解其可行能力不平等;而财政扶贫则抑制了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二,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享受“低保”等待遇的群体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三,财政扶贫的“负向激励”作用抑制了贫困户对经济机会的利用,进而不利于其可行能力状况改善;金融扶贫虽“挤出”了贫困户对就业发展机会的利用,但得益于产业发展机会的“替代效应”,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仍得到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财政-高金融”的财政金融协同减贫效果最优。本文研究结果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与金融帮扶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