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有这样一段话: 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日《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则曰《金陵十二钗》。这段话旁边,有一条评语曰: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据专家们考证,《风月宝鉴》确有其书,曹雪芹是在《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加工写     

孙子里籍考

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考据家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说:“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孙星衍自称是孙子的后代,照孙星衍的说法,孙子故里在今山东省广饶县,因为孙星衍原籍乐安,就是现在的广饶。 对于孙子的里籍,民国七年(1918)修的《乐安县志·人物志》也说:“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祖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应为金)之用以名今县(按:当时“乐安”县已改“广饶”县,但《县志》内容,下限仍在未改之前)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这里说:“武或邑人”,虽然比较谨慎,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对此问题,除“广饶说”之外,别无他论。     

《红楼梦》言政特色探讨——与《儒林外史》作比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两部书的内容都涉及到当时的政治,都有“言政”问题。本文试作探讨。一《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提出了“护官符”。因为“护官符”的作用,薛府子弟呆霸王薛蟠打死了人,可以“没事人一般”地一走了之,“这人命些些     

回忆我和丰子恺先生的通信

每个人的记忆,随着流光的冲刷,总是越来越淡,但对于我来说,至少有一件事,却反乎这种常识。的确,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丰子恺先生给我的亲笔信件时,那情景,于今岂止“如在昨日”而已。那时候我正当青春蓬勃的年华,尽管生活不很美妙,出身不好,无行无业,恰值社会上血统论颇有市场,“不如意事常八九”,展望前途,     

关于撰写《中国文化发展史简编》的设想

一 宗旨 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这里所说的生产整个自然界,我们理解就是使自然界成为一个文化世界,成为人类特有的创造物。 中国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尽劫难而生生不已,并且影响广被,远播海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然而历史上只有司马迁知道“会通之义”,他的《史记》涉及了先秦汉初的许多珍贵的文化史内容,包括当时经济、自然科学、政治制度、文艺和哲学思想等等方面。从汉代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通史都偏重于记述政治事件和经济现象,却没有一部足以指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文化通史。     

关于太平天国的“天王”“主”“万岁”问题——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但首义有东、西、南、北、翼等五王,后且累封至二千余王;洪秀全称“真主”,而太平天国除“真主”外,尚有所谓“上主”、“救世主”、“幼主”、“赎病主”;洪秀全称“万岁”,而太平天国初期“万岁”有四位,后因杨秀清逼封,有五位,后期则有八位。这种特殊的现象,其实质如何?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毅生同志的《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对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惜郭文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嗣后不少同志都表示异议,但那些文章的重点皆放在对“天京事变”的探讨上,对上述所谓“六王”、“五主”、“多万岁”问题,则语焉不详,使人不甚了然。笔者有鉴及此,愿将考察所得,贡献于诸治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和同志们。     

论王熙凤的性格

贾府管家奶奶王熙凤,历来论者都对之大张挞伐,尤其是,当她被贴上了贵族阶级当权派的标签的时候,这个人物更交了华盖运。实则那种种口诛笔伐之辞,并不足概括人们对王熙凤形象的总体感受,因此也不尽合作家原来的意图了。不过,用过去大家常用的文艺学方法论,的确也很难正确地解释清楚王熙凤性格的相当高级的审美价值和这个性格的最主要的社会认识意义。笔者有鉴于此,近来读了几篇学术界探讨文艺学新方法的文章,感到颇受启发,有些浅见,写在这里,以当抛引。     

“天京事变”真相探索

一八五六年九月初,太平天国的天京发生了东王杨秀清被杀的严重事件。对事件的真相,近年来研究者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派以郭毅生同志为代表,坚执杨秀清之死,非洪秀全“有以死之”,洪、杨是始终“君臣契合”的。另一派则沿袭旧说,可推周自生同志的《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来概其余,认为韦昌辉杀杨秀清,系奉洪秀全之召,并非主动行为。两说相悖,一如水火。对此,笔者作了些探索,谈点看法,以就正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