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社会转型与农村留守妇女角色地位的转变

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加上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由此形成了农村"留守妇女"这一新的群体。她们在政治生活、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从以前次要地位转变成现在的主要地位。角色地位的转变给留守妇女带来了生活、精神的巨大压力。针对留守妇女存在诸如角色转变所带来的新问题,应该加大对留守妇女生活的帮助和扶持,加强农村社区安全建设,排遣其生活压力,丰富其文化生活,提高其致富能力。     

家庭及村庄核心功能变迁与妇女权力的建构

基于家庭与村庄核心功能变迁的框架,解释农村妇女在家庭空间中的主导性权力及在村庄中的边缘性地位。随着家庭核心功能由生产功能向生活功能转变,妇女对家庭的劳动、情感及关系网络建构的贡献,凸显了她们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婚姻市场的失衡更抬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村庄生产功能的限制,与男性相比妇女劣势明显。同时因缺乏主体性及污名化的形象,使妇女处于边缘地位。因此,现阶段提高农村妇女地位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应关注到家庭与村庄功能的客观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实践活动。     

性别、权力与空间 ——农村妇女家庭与村庄权力类型研究

对广东、陕西、上海三地农村妇女的家庭权力与村庄权力进行实地考察,在经验整体性视角下探讨农村妇女权力的类型及内在逻辑.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伴随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深入,家庭与村庄的空间功能显现出速率不同的变迁.权力的实践需要以空间为载体,不同的空间功能下农村妇女家庭和村庄权力呈现不相一致的类型.按照家庭和村庄空间两个维度,农村妇女权力可划分为家庭中与村庄中的双重依附、家庭中主导与村庄中边缘地位、家庭中的支配与村庄中的自主地位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明显具有历史变迁的逻辑性.     

论婚姻家庭中两性地位的历史变迁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科学而系统地论述了史前各文化阶段、几种家庭的主要形式、家庭的产生演变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及国家产生的原因及阶级的本质;通过家庭形式的演变,可以找出在婚姻家庭中两性的地位历史变迁的脉络。     

论新媒体环境下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及其负功能——从受众心理的角度

虽然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快捷、便利和人性化的信息体验,但其虚拟化的形式同时带来了信息虚假等问题.虚假新闻的传播不仅得益于新媒体传播迅速、难以监管的特点,迎合受众心理也是虚假新闻泛滥的最大诱因.虚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负功能会误导和损害受众的心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