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文化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以杭州大学城与仓前镇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杭州大学城位于江南风格鲜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余杭仓前镇，大学城的建设必将造就新的文化内涵，并推进区域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通过与区域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一种新的创新文化，形成一个新型的现代社区。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利益代表与社会整合——法团主义视角下的武汉工会(1945-1949)

针对多元主义这一社团政治理论预设存在的盲区,本文以法团主义理论为视角,以战后武汉工会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是否具有利益代表职能及强组织凝聚力,并执行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发现,战后武汉工会不具备法团主义整合方案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其整合模式既异于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又不同于社会法团主义模式。究其原因,弱势独裁的政府始终未能实现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与制度化;政府对社会的专制控制使得民间社会趋于萎缩,无法发展出充分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团体。先天的不足使武汉工会只有法团主义的形而无其神,最终无法担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     

都市生活中的时间体验——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

本文通过报刊、文集、日记、回忆录中的相关材料,从作息规律、对季节和天气变换的感知及对日常生活特定时刻的偏好等几个层面,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伴随新式职员与白领阶层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时间观及其生活方式已经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生活的主导。知识分子在分享这一生活方式与时间观的同时,以随意和率性的作息规律、对季节及天气变换的不同感知方式以及对夜晚及黄昏的格外关注,力求打造一个更加自然的性灵的闲适的生活世界,从而形成他们有别于其他不同阶层的时间体验。     

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娱乐生活（1927-1937）

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涉足舞厅、弹子房及回力球场等已经为上海市民阶层与新兴中产阶层普遍接受的新型娱乐场所。然而,知识群体对于舞厅、回力球场之类兼具危险性与刺激性的娱乐场抱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对蕴含享乐主义取向的都市娱乐生活所持的正面论述反映出民国时期上海商业文化已经深入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对这些娱乐活动所持的负面论述则体现出他们欲借助对这些活动的规范、意义及危害的强调,标榜其自身“禁欲主义”式的独特趣味,与在他们看来因不知节制而带有放纵与沉溺色彩的新兴中产阶层及普通市民的生活趣味相区隔,从而既确立了知识群体对于自身娱乐品味的优越感,也建构了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新实证——评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

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得近代史的面貌被表述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不同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视为“冲击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被看作因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被迫现代化的“反应者”。     

从解放到放纵：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之旅——重读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看出,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以禁欲和理性化为内在特点,以无限制赚取利润为目的的一种普遍社会伦理。它起源于宗教救赎目的下的“非理性地将自我投身于职业劳动”,并对其劳动成果加以“理性算计”的职业伦理思想。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化进程体现出接受工具理性、背离禁欲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主义兴起三个特点,由此既导致了物质救赎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和人类灵魂放逐的局面,也呼唤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为例

已有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对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委托方和管理方的分析。本文在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中的评分标准变异现象为个案，分析不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的治理模式以及委托方、管理方与代理方的三方博弈。研究发现，尽管该类型的治理模式接近高度关联型模式，但三方不属于同一官僚组织体系，缺乏行政约束，增加了谈判与博弈的不确定性。其影响有二：第一，委托方与管理方存在目标设定分歧，导致委托方在掌握激励分配权的前提下，分割检查验收权，保持对政策执行过程的任意干预能力；第二，代理方的行为偏好得到委托方与管理方的反馈，形成相应的调节机制，对委托方和管理方产生逆向影响，使三方对政策执行的理解渐趋一致，从而导致评分标准发生变异。     

战后“国统区”的社团管理与局限（1945-1949）——以武汉工会为个案的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日趋严厉的工会立法体现出“防共匪”的意图；明与暗双重控制的管理机构以及人事、经济与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管理方式体现出工会管理中的“独裁”一面；从“强制”、“督导”到“劝导”的管理话语转变以及执政者维持公共利益与公平原则的部分努力体现出工会管理中的“现代”一面。1947年的两起“抗不入会”的案例既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待同一事件的立场与应变措施相较其上级政府的灵活性与变通性，又揭示出战后尖锐的社会矛盾、紧张的政治局势等外在环境，客观上使国民政府的工会管理从追求有限的政治文明一步步退回强硬、专制的老路这一历史现实。     

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三）

本文引入“想象史学”的概念,以《生活周刊》为例,考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知识群体赋予“生活”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寻求生活意义。他们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获得生活趣味。知识群体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倡导职业的真谛与乐趣所在,弥补职业生活单调、无聊的特点。他们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城市知识群体运用他们具有的文化资本,对生活赋予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同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民阶层生活品味相区隔,既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