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神话体系重建的方法论反思——以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为例

20世纪以来,面对残存于汉语典籍中的神话"碎片",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重建,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从当时盛行的"人类心智共通说"出发,导出世界神话普同的结论;归纳其他民族神话的情节结构,进而"还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从学术反思的立场看,茅盾上述方法有一定局限,它与其说解决了中国神话难题,不如说缓解了当时知识界的焦虑。     

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

整个中国文化由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三个层次构成。民俗文化属于下层文化的范畴,其精神特质主要体现为反抗精神与平民精神。民俗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对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以几种批评个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以文学人类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文化诗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移植等个案为例,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进行了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转向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禅学意趣

佛教中的禅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庞大的子系统,对沈从文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艺术世界中。无论是渗透在作品中的悲悯的情怀、生命无常的感悟、回归自然的愿望,还是在创作心理的把握中,都体现出一种禅学风范。     

文化人类学与“古史新辨”——以郑振铎《汤祷篇》为中心

针对顾颉刚等的"疑古辨伪"活动,郑振铎提出"古史新辨"的设想。发表于1933年的《汤祷篇》一文,便是这种设想的体现。在此文中,郑振铎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载录于中国古籍中的商汤祈雨传说进行了还原。今天看来,《汤祷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运用异文化资料研究上古传说的方法,依然有积极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便是对这种方法的隔代传承。     

古欧洲女神宗教的延续与变异

按照古欧洲人的观念，大地上的生命处于永恒的周期性转化之中。因而，将所有女神像视作核心职能为赐予生命、掌控死亡、使万物再生与复元的同一位大女神的不同方面似乎更加合适。古欧洲人与外来的印欧宗教冲突的结果，在古欧洲女神的被贬黜，神庙、礼器和神圣标记的消失，以及视觉艺术中宗教意象的急剧削减中清晰可见。不过，这种转变并非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而是两种不同象征体系的逐渐融合。古欧洲女神宗教暗中仍在延续。     

仪式原型与革命叙事：《青春之歌》中的成年礼

在《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背后,潜隐着成年礼这一古老的仪式原型。林道静面对接踵而来的人生挫折,最初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在江华等人的引导下,经历了“死亡”与“再生”的考验,最终完成了身份的终极转换,由一位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这一生命历程,正是古老的成年仪式在当代的置换变形。对《青春之歌》成年礼原型的揭示,有助于从文化层面深化对这部小说的认识。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文学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编码”的解码——闻一多《伏羲考》的学术贡献

闻一多不仅是一位斐声文坛的诗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伏羲考》便是其学术代表作之一.从文化编码的角度看,后世文献中所载的伏羲、女娲形像,作为上古“龙图腾”的三级编码形态,已和编码前的原初形态有很大距离.作为一位处于新旧历史交替之际的现代学者,闻一多的优势在于既受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又善于汲取人类学、考古学等新兴学科所提供的知识.经由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与比较,闻一多终于使得伏羲、女娲神话背后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得以呈现.     

许地山小说与中国古典诗学

为充分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的复杂性，以许地山为典型个案，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等方法，重新审视其小说与中国古典诗学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在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中，许地山是十分独特的一位；当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无偏激地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否定之时，许地山却在自己的小说实践中，通过对意境的营构、传奇性情节的设置和古典叙事手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