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萨都剌集版本考

关于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诗集的版本,清代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天锡雁门集》卷首小传、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萨龙光编注《雁门集》附录及日本民友社明治重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卷首岛田翰序等都育论述,但由于他们对现存版本没有作过全面了解,论述都十分简略,于版本源流语焉不洋,且间有错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雁门集》,校点者在《前言》中有关版本的论述也错讹甚多。因此,我们对萨都剌集的版本问题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考证和论述。一版本源流据《雁门集》卷首干文传序说,萨都剌“以弹劾权威之不法,左迁镇江录事宣差,     

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     

新史料与新问题:学术史的国际竞赛——从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说起

这篇论文对8世纪桑耶寺佛教辩论事件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指出这一有关吐蕃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如何在文献与历史上逐渐被揭开、积累和推进。特别要讨论的是,为何法国学者戴密微能抓住关键史料,形成问题意识,写出《吐蕃僧诤记》这样的名著?为何日本学者能继续发现新问题和新史料,做出关键的推进?特别是,这一问题又如何反转过来触发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南顿北渐”传统说法的重新认识?通过一系列学术史的讨论,本文想指出,即使在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国际间的竞赛,中国学者不能不像陈寅恪说的那样,力争“预”国际学术之“流”。     

历经试练——小说、历史和现实中的道教信仰考验

诸多的传说表达出一个被普遍认同的道理：理想境界的获得需要经历千难万险。唐代《杜子春》的故事表明从世俗世界进入神圣世界的艰难。值得研究的是在古代中国宗教中,从世俗到神圣需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真诰》中有不少关于信仰考验的故事。在早期道教的自我精神历练中,的确有相当艰苦的方式。从魏晋到唐代,道教中类似的故事在不断流传。这种故事未必皆是编造,亦当有受验者的幻觉。七世纪后,这些考验仪式被历史淡忘,成了文学传说中的故事。这种表达忠诚的技术和方法在主流社会消失,转入边缘和民间     

"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在清代朝鲜赴中国出使的使者留下的燕行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北京戏曲演出的记载。对于他们来说,从京城演剧不仅可以观察清朝政之得失,也可以想象中华的文化盛衰。在他们笔下关于宫廷、茶园和民间各种演剧的丰富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清代尤其是道光年间京城戏曲演出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在异国使者的想象中,茶园演剧竟然成为在满清王朝保存汉族历史记忆和衣冠文明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朝鲜使者的观察和想象是否有道理?更需要讨论的历史问题是,第一,应当如何重新估价清帝国的民族与文化政策?第二,如何评价满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第三,清代中叶北京市民、知识人、官员聚会与交往的场所,与欧洲近代所谓公共领域(Pub licSphere)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     

试题中折射的历史

你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一张“死亡名单”吗？名单上的人都曾经历过死刑，由于命运的作弄，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死刑的幸存者。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张神奇的名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