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罪型视角下的教唆犯性质分析

《刑法》第29条是对教唆犯的立法规定,围绕此规定学界展开了广泛争论,而争论的源头和焦点不外乎教唆犯的性质归属。明确教唆犯的性质意在寻找教唆犯的可罚性依据和范围,进而对教唆犯的形态划分及最终的定罪量刑予以清晰界定。从属性说、独立性说皆有先天不足之弊,二重性说又难以自圆其说而致争论不休。因此,教唆犯的性质必须具体化讨论,由于教唆犯非独立罪名,为本文从教唆的不同犯罪类型角度出发,分析教唆犯性质提供了可行路径。     

论量刑规范化之操作程序

量刑规范化是解决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量刑规范化实质是规范量刑,这就要求有一套规范量刑的操作程序。文章意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认为量刑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应当是:首先确定法定刑,而后找准量刑基准,最后判处宣告刑。由于文章是以量刑模式为视角,重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因而着重从路径选择考虑为量刑规范化提供程序上的参照,强调规范意识。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之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权利是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关键问题,其核心内容包括人身惩罚权和经济求偿权两大权利,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应依此展开。在目前刑事诉讼体制下,被害人的人身惩罚权已被国家替代;经济求偿权因诉讼、执行环节瓶颈难以得到应有的贯彻。因此,克服制度上的瓶颈是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必然途径。文章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分析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目的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