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29年民国民食问题——以《大公报》为视角的考察

民国元年以来，民食问题一直困扰着民国政府。一方面，粮食严重入超，另一方面，民生日惨，大规模饥荒时有发生。民食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天灾频仍、生产技术落后、封建剥削、军阀统治、土匪劫掠、外国资本主义压迫……而天灾更甚于人祸。本文试以《大公报》为视角，探讨一下1912年至1929年的民食问题及其形成原因。     

20世纪30年代对“商资归农”活动的三种批判意见——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主张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遭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尖锐批评,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为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批判反映了这场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各自的理论依据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对当时中国农村出路问题的思考。     

1930年代阎锡山之“土地村公有”理论——以《大公报》报道及其所刊文章为中心的讨论

1935年8、9月间,山西地方领导人阎锡山为因应中共所发动的土地革命并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理论及其实践办法。就土地政策而言,该办法力图借鉴古今中外土地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以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及佃租制问题,并达成"复兴农村"之目标。但由于其既在理论上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又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局势的变化而迅速流产。     

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资归农”现象发生的多重原因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被都市银行视为"禁地",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将投资视线转向农村,并逐渐形成一场引人注目的"商资归农"活动,在抗战前的中国农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现象的发生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农村金融枯竭和都市游资充斥所形成的金融供求关系是基本原因;都市工商业衰落和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引起的城乡投资环境相对变化客观上对商业银行转移投资视线起到一定作用;农村传统融资机构的衰落为商业银行直接进入农村提供了足够的市场空间;社会舆论、银行自觉及政府举措对"商资归农"由可能变为现实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1917～1937年山西棉政的实施与绩效

1917～1937年间,山西省积极推行棉政,其实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3年)由省政府倡导植棉；第二阶段(1934～1937年)在棉业统制委员会统制下综合解决棉业问题.经过此20年的努力,山西棉业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棉花品种得到改良,棉田面积大幅度扩展,棉花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所产棉花不仅满足了本省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和本省纺织业的原料需求,还有相当数量的棉花可供输出；棉花种植和运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棉花检验对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良好的市场风气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山西棉政的绩效未能充分发挥.尤需指出,棉花统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意义,但棉花的大量输出客观上也为日本提供了工业原料.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新趋向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出现了三个明显趋向:推动主体多元化及合作运动逐步政策化,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同时迅速发展中潜伏着严重危机。这些趋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农村合作运动。     

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以《大公报》社评及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并在社会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合作事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舆论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这既是一场理论学术争鸣，亦是一种基于农村合作实践的积极回应。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环境风险探析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处于两难境地与当时的多种环境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其一,自然环境方面,自然灾害不仅导致借款人信用风险加大,且间接增加了社会环境风险;其二,社会环境方面,战争不仅直接造成生命财产损失,而且间接影响到农村与银行——政府为筹集军费加征田赋、发行公债,一方面农民负担因之加重,另一方面银行因政府债信危机而难免受损;其三,制度环境方面,无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及关税制度继续存在,合作社制度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直接保障并监督商资的有效制度供给滞后,农村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其产生严重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