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青年社会性格的变迁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潘晓来信,12年之后上海《青年报》又发表了梅玲来信,先后引发了两场人生观的大讨论,在其背后清楚地显示了——     

话语暴力的和解之道

今天中国社会有各种形式的暴力：有公权力的暴力，比如强制拆迁、城管打人；有民众的暴力，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就诉诸暴力，砸车、砸商店等；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得不到解决也诉诸暴力，比如肖传国雇人打伤方舟子；还有一种是话语的暴力，这是种软暴力，BBS、博客、微博上充斥着话语暴力，一旦形成争论，往往不是先说理，而是直接转向语言的冲突，相互问候老祖宗，或者互相扣帽子，气势汹汹。     

在合法与正义之间——关于两种民主的反思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爆发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正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这场论战表明了：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和开放，在如何继续，往什么方向发展这样的大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这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所论及的领域和问题非常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而且在现代性的整体反思和更宽广的全球背景上展开讨论。作为一篇论文，要想对之进行全面的回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政治领域的分歧，从双方在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出发，…     

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

徐复观是在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背景下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在他看来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观念上突破了专制政治 ,但无法在思想上建构民意的主体性。中国的“道统” ,徒有个人道德 ,缺乏制度化的组织。在政治之外 ,没有社会的立足之点。因而 ,徐复观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立足点。这一观点 ,继承了传统主义又批判了传统主义 ,吸收了自由主义又反思了自由主义 ,有其跨世纪的价值     

爱国的前提是厘清政府与国家

<正>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简     

追求有思想的学术

追求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许纪霖许：由您主编的、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林》目前已经出了４卷，据说卷５、６也已编好，年底可望面世。据我所知，《学术集林》以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厚实的学术底蕴在海内外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作为主编，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关怀...     

误入宦途叶公超

叶公超官场二十年,究竟受了多少气,谁也不清楚,只有他的部下和女人略知一二。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这是专制统治下的悲哀:见了狮子是羊,见了羊是狮子。做官不如狗呵。八面玲珑的新月才子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精英内     

文明的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走向文明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吴建民最近这样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新媒体的迭代更替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正>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借助的是两种合法性框架,一种是价值的合法性,另一种是社会的合法性。价值的合法性,乃是一套关于正义和道德的普遍的宏大叙事;社会的合法性,则是以媒体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这涉及到现代社会知识/真理的生产与传播,而在大学与传媒的知识分子,正是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掌门人。现代媒体的发展,经历了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网络媒体三大阶段。古腾堡的现代印刷术,使得现代的报纸、杂志和流通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