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新“双轨制”：中国精准扶贫脱贫的一种新形式

第一书记扶贫脱贫制度是国家通过第一书记健全村级领导班子,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实践党建引导和统筹扶贫工作的新机制。受益于费孝通对中国政治生态分析而提出的“双轨政治”概念的启发,提出的新“双轨制”,指涉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的新型“双轨”在贫困领域中的交汇、互动和嵌入。新“双轨制”大大提升了扶贫绩效,然而,也面临系列困境,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可从国家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行为、乡村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四位一体”进行完善。新“双轨制”是对中国扶贫脱贫工程中新思路和新方法的一种尝试性总结和概括,期望为中国扶贫提供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本土分析框架。     

浅谈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石，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基本的语文素养，是课程标准的核心，内涵十分丰富。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是当前素质教育深入学科的必然趋势。     

“主位”视角下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调查

光棍在传统社会中成为一种依附性的力量,嵌入到村庄结构中。光棍是弱势的文化指涉始终是乡土社会实践的“非意外结果”。由此,学者通过“婚姻挤压”和“婚姻排斥”导演出光棍的“被迫性”问题。但是,随着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和传统村落社区的解体,光棍的“弱势”意蕴逐渐得以“祛魅”。基于经验调查,本文从“主位”视角出发展开对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从经济条件的优厚者、婚姻的高价者、家庭结构中的当家者、人情的积极互动者、关系和资源的拥有者五个方面来呈现出光棍较高的社会地位,打破光棍弱势之迷,光棍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这样就将光棍研究进一步推向“主位选择”的纵深层面。     

法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重构

法学本科教育应确立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并围绕职业教育目标充实法学本科教育内容，重视学生法律职业技能、法律职业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和法治理想。实践教学是完成法学教育内容、达成法学教育目标不可或缺的教学方式，由于受传统法学教育观念的影响，实践教学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建立与理论教学平行的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改革实践教学方式势在必行。     

平台劳动的新转向：官员直播带货的机理、机制与方向

直播带货是平台劳动的一种新业态。作为新冠疫情下推动复工复产、扶贫助农、刺激消费的一种网络直播新样态，官员直播带货是指官员在互联网平台上运用直播技术进行的与消费者沟通并展示和销售产品的新型网络营销模式。在政府信用背书下，消费者对官员直播形成的融合“人格、系统和数字”信任的混合信任是官员直播带货得以有效运转的支点；官员在直播时与消费者进行深度互动的真实表演是官员直播带货的重要过程仪式；依循数据和流量作为证据的数字化管理则成为官员直播带货采用的重要管理策略。一方面，直播官员通过情感劳动和表演劳动，形塑出一个信息充分且可靠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直播平台通过技术配置构建出一种经济驱动的亲密关系，官员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得直播带货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又体现出一定的公益性和情感性，激发出一套更加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算法推荐系统。未来的官员直播带货可在理念层、技术层和基础层建立长效机制，加强规范与监督，使其不仅是一种解决地方产品滞销燃眉之急的有用方式，而且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阶层重塑：土地流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经验调查呈现出：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关联问题。研究发现：地权变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流转意愿是土地流转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自发流转塑造出中间阶级,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挥着“中间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转模式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当前地权变革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土地大规模流转则消解中间阶层,从而引发村治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等系列问题,对这种流转模式,在“过密型”农业仍将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必须谨慎对待。     

半正式治理及其后果——基于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的半正式行政分析

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高度概括了中华帝国晚期以来的行政和治理实践的本质特征,即实行一种“简约治理”,进而高度肯定这种半正式治理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持续性治理危机的出现,并没有佐证这样的一种判断。相反,简约的半正式治理引发了乡村社会的一系列危机。通过对村庄内部纠纷调节及拆迁公司进村的半正式治理实践的深度分析,发现这种治理实践引发了村庄结构的混乱、村庄秩序的灰色化及村庄治理的内卷化等问题。半正式治理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的结果也呈现出差异。因此,国家基层的常态性治理应该是基于国家介入和引导的正式治理。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