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塑造的城市》·序

按城市的性质和职能,可以把城市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综合性城市和专业化城市。中国古代大多是以行政中心为主的综合性城市,到明清时期,专业化城镇才大量出现,如丝织业的盛泽、震泽;棉纺织业的松江、南翔;制糖业的东莞,罗定等。近代专业化城镇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工业城市。由于生产的集中,各门类生产中形成了一批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化城市,分别称作钢都、煤都、瓷都、锡都和盐都等,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典型,各具特色,又有共通的一面。所以选取这些有代表性的典型城镇进行个案分析,不仅能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特点,而且对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律有重要意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成都地区社会科学界部分同志在本刊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刘茂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副教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需要,而且是繁荣社会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在如何对待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我认为,一是要充分认识只有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才能保证社会科学研究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方向,这是繁荣社会科学的前提;二是要充分认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同志,更要提倡认真读书,这样才有可能完整地、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不仅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三是要充分认识到,只有     

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

近代中国城市史通过对沿海、沿江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为阐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规律提供了依据。但是,要进一步深化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需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区域甚至对全国有代表性的城市作比较研究,对城镇体系、城乡网络进行整体的宏观的考察,由点及面地弄清城市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因此,区域城市史研究亟应提上日程,并有若干理论方法问题需要探讨: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对象、内容是什么?可以采取何种研究模式?有哪些值得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我们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构想,向专家学者请教。     

主持人语

<正>《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为国际社会开展碳减排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达成碳减排目标的要举,同时也是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主动通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推进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碳减排。2012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     

关于石达开评价的几个问题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导核心中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多年来,在评价石达开的问题上,一直存着较大的、甚至全然相反的分歧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石达开从一八五七年五月以后就已经叛变了革命。有的说:石达开在大渡河“早就同敌人进行一桩黑暗交易,按官授职。”有的又说:“一八六三年五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陷入清军重围,抱着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的可耻目的,向敌人投降。”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供讨论。     

计算机网络软件设计——Ⅹ.25分组级协议及其软件实现

本文描述了基于进程概念和伪異步概念的X·25分组级协议的软件实现。 全文共分七节:(1)x·25协议;(2)x·25分组级协议;(3)利用窗口机构进行流量控制;(4)路由选择;(5)分组级软件设计的考虑;(6)分组级软件的实现;(7)结束语。     

对四川近代史整体研究的思考——《四川近代史稿》一书的前言

一 地方史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界日益重视的一个领域。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迫切需要更深刻、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各省的省情。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可以为认识国情、省情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历史借鉴。     

从喻培伦家书看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倾向

1980年秋,访黄花岗烈士喻培伦的弟媳,同盟会员、河口起义参加者喻培棣的夫人马聪慧先生,求教辛亥革命史事。蒙其子喻钟珏同志出示喻培伦家书及喻培棣撰《追赠大将军喻公培伦年谱》。现存喻培伦家书三十九封,时间从1907年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夕。其中有喻培伦兄弟在日本留学情况报告,有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隐约吐露。当年爱国志士忧国忧民,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决心跃然纸上。《家书》以大量文字表达了喻培伦和当时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发展中国实业的理想与活动。本文拟就《家书》的这部分内容试作剖析,从一个侧面看一看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倾向和喻培伦等革命志士为之献身的辛亥革命性质。     

论四川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联盟问题

《光明日报》(1978年2月16日)《史学》刊载了《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所写《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篇史学动态报道。其中有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特别是二者是否建立过联盟关系的争论意见。这个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通过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具体史实,进行初步探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同盟会,在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的准备和发动阶段,在较大程度上起了领导人民革命的作用,并与农民结成过暂时和脆弱的联盟。这一联盟的政治基础是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反动统治,纽带是会党,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同志军。“这次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而取得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