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必然性的经济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主体 ,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村民自治制度形成的原因很多 ,本文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在成本—收益理论的框架下 ,从政府、村民、村民自治制度三个不同的层面出发 ,揭示出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必然性的经济上的原因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对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形成的促进作用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加快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整合，培育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农村市民社会，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日益普及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与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相比较，它的实施推动了农村社会解构，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培育出相对独立的社会、相对独立的个人、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为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创新驱动背景下的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竞争：效能测度与对策研究——基于Z省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人才是强国之本、竞争之基、转型之要。面对着日益迫切的转型升级需要,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各地政府通过颁布和升级人才政策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这些人才政策的有效性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且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来加以直接验证。本研究基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梳理分析,选取户籍人口增长率和发明专利增长率作为人才政策评估指标,通过对Z省11个所辖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21年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升级对于属地的户籍人口增长和发明专利增长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地方政府单靠人才政策创新并不一定能实现理想的人才竞争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权变因素,在人才政策的效应上起着调节作用,当地方财政收入较高时,人才政策的作用会得到明显增强。     

我国人才特区建设研究

人才特区是推动人才发展改革试验的特殊空间,具有层级性和多样性、优先性和示范性、典型性和条件性的特点。当前,人才特区建设风靡全国,呈现出"遍地开花"、地方政府推动为主、政策创新和人才集聚效应明显的特点。但也面临着一哄而上、同质化发展、工作着力点不准、理论支撑不力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提升我国人才特区建设的特色化、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水平。     

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社会资本整合

社会资本与治理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的出现为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从关系上看,两者相互关联,治理的形成必须以相应的社会资本为前提,社会资本的发展也受到治理水平的影响。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都还存在缺陷,要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显然还有诸多现实的困难。所以,抓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契机,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的发展,逐步培育起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形成良好的人际沟通网络和互信的价值观,既是建构治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社会资本与治理良性互动的关键。     

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公共服务外包这一创新性改革具有间接生产、多中心治理、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的特点.作为一项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实施改革的政府及其部门应主要履行规划决策、经费补贴、规则制定、改革组织、秩序监管的角色与职责.但在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中,政府角色转型面临着突出的思想、能力、体制和环境制约与障碍.要加快推进政府转型,深化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亟须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外包规划决策水平、健全公共服务外包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服务外包改革能力、优化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环境来进行制度创新.     

基础教育市场化改革:西方的经验与启迪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基础教育改革浪潮。从本质上看,西方各国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权和竞争,它们在保持政府对教育市场环境有力规制的条件下,把公平的竞争机制和自由的选择机制引入到基础教育领域,构建起一种教育准市场环境。因此,西方国家所进行的基础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不是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职能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履行和实现自身职能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其要义在于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均衡,来促进基础教育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改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机制研究

供给问题是义务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清末民国时期,受特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呈现出了责任主体基层化、组织体系科层化、资源流动等级化的特点,由于这样的供给责任制度不能有效地解决义务教育的推行成本问题,农村的学龄儿童家庭必须分担过高的义务教育成本,所以,农民很难认可、接受这样的教育形式,以至于义务教育制度在中国发轫以后,经过了清末民国两个时期,仍不能得到真正普及。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从本质上讲,信用是外在强制内化为社会主体自觉的心理取向,是社会主体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和基本规范。它既反映了交易主体追求预定目标的道德诚意,也体现了交易主体履行承诺的能力。转型时期,中国之所以会出现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危机,除了社会制度变迁过于剧烈的原因以外,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短缺条件下的信用机制转型所造成的真空与漏洞;二是激励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逆向激励;三是信用监控机制的弱化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建设信用社会的前提是建立起信用的政府、良性的产权制度以及法治的社会等宏观的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