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心工作缘何走向“泛化”?——基于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研究

中心工作贯穿于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观察和理解乡镇政权和农村治理运转的基本特征和内生逻辑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分析发现,当下的农村工作出现了“泛化”趋势,导致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过度动员与行政趋向、过于依赖非正式资源、乡村干部高负荷运转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科层局限与治理有效、党政体制与使命践行、国家意志与社会整合多个视角对农村工作走向泛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要走出中心工作泛化的困境,必须着眼于合理整合行政权力、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和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等多个方面。     

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

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制度是反垄断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存在的正当性理论基础在于社会本位观和利益均衡论,在价值取向上的最大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经济目标是要达到有效竞争的状态,法律基础是合理原则.在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理由,正确处理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及其豁免的关系,以有效发挥反垄断法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     

公民社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之路——兼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建设为基础的“社会本位观”相较于自上而下的以政治权力结构改革为基础的“权威本位观”更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没有公民社区就没有公民社会.公民社区建设是公民社会建设的立足点和抓手,以公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掀起一场公民社区建设运动,推动私人的公民化,尤其是农民的公民化是打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挑战和困境的可行路径.     

缘何信息技术应用不能取代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基于Y社区的案例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应用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发展趋向。它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促进了多元协同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有助于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但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推动社区治理工作过于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忽视了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产生了不少弊病。通过对Y社区的调研,文章分析了当前信息技术应用介入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原因,总结了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出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信息技术支撑,也需要寻求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协同的结论。      

公益创投：我国社会组织扶持引导政策探索

公益创投是以市场精神为核心,以公益组织为载体,以多主体合作为纽带,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的新型公益事业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扶持引导政策主要问题是资源供给不足、能力培养不足,而公益创投不但为公益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还参与公益组织管理运行的过程,公益创投刚好与我国社会组织培育需求保持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完善公益创投发展的政策过程也就是社会组织扶持引导政策完善的有益探索.公益创投发展的政策完善主要集中于准入门槛、创投平台、购买服务、财税支持、队伍建设、监督评估这六个方面.公益创投政策是我国社会组织扶持引导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公益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发展的强力助推器,也是我国公益社会组织健康、快速、有序地发展的保证.     

经济开发区园区型社区管理问题分析——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苏州工业园区将政府"掌舵"与社会组织"划桨"合理分开,盈利性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之间合理分工,通过园区社区管理理念、体制创新,使社区管理绩效提升明显,园区经济科技发展软环境明显优化,园区各方面事业科学健康发展,基本实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合作、协同共进的治理绩效。     

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原因及对策

国家农村宏观政策转型后，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尚没有从“管治型”治理转向“为农服务”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型”治理。农村基层存在的治理危机状况可以概括为选择式治理。选择式治理在现实治理中主要表现为控制、掠夺式治理和放任、应付式治理两种形式。导致这一治理方式的主观原因是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客观原因是现行的压力型体制有缺陷和农村社区自组织治理不足。完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思考，在宏观上，需要破解压力型体制；在微观上，需要构建微观社区自组织治理机制。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