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时代”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应对

后乡土中国乡村组织化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虽已有所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已陷入到发展不足境地。造成这种困境的主因：发展上的政府性对民间性的攘夺;内部治理上＂一股独大＂操纵了＂一人一票＂;运行上＂重组建＂与＂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走出此种困境至少需要做到：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诸多因素耦合而成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评忻平教授《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所谓的"现代化",总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也就决定了现代化至少是要有两个纬度:一个是物化纬度,其主要体现在产业与技术层面.表现为工业化的进程推进和技术的创新与变革;另一个是理念价值纬度,即心智层面,外显为制度变迁及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人的思想观念的进化.实际上,前者的变化也必须要以后者为依托.即若无后者支撑,前者的变化也极有可能难以真正发挥效用或至夭折.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必须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的存在方式或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而人自身的现代化,不管做何而论,归根结底就是走出日常生活世界的进程,实现从"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走向"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所以,现代化的任务落到实处,实际上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重建".     

合作社“自治化”还是“行政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运动推进中的路线之争剖析

"自治化"与"行政化"是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相异的路径。前者是一种社会"自组织"行为,由民众主导"自下而上"展延,更能体现合作经济的本质;后者则是借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易使合作社"异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路线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外化出了人们对合作经济进行中政府角色及行政力量参与程度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晚清新政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及人们产业观念的更新 ,清中央和地方的农业产业行政机构开始日趋专门化 ;与此同时 ,民间以改良农业为己任的职业团体———农会广泛设立。两者共同努力 :提倡农学教育 ,发展知识农业 ;设立农事试验场 ,推广农业科技 ;奖励发明创造 ,倡导设立农垦公司。这在内外交困的时局下 ,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 ,但也顺应了时代潮流 ,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起了前驱开路的作用     

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

合作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而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制经济,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一句话,“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是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工具理性与理念诉求:从土地单税论到"土地社有"思想--对20世纪中国平均地权方法论的一种诠释

“平均地权”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土地改革的一种理念诉求。而为实现此种诉求,源自亨利·乔治的“土地单税论”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合作社制度,就成为政要及一些学人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而在理念中做出的一种工具性选择,并造成了其与社会现实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说明在土地私有制度下,以和平、协作方式、借合作社为工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念诉求,实际上也只是人们对仅凭理性支撑的一种秩序化的社会经济架构的奢望。土地改革乃至于农村一切变革的成功需要在关注“经济和技术目标”之同时,还必须重视改革的“政治和社会目标”。     

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新政期间 ,清政府推出了“振兴农务”的新政策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令或措施 ,如农务行政机构专门化、引进近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放垦及奖励公司等。这些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度供给 ,显示了政府在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视野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在组织和发挥农业生产方面职能的进化 ,是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开端 ,符合时代之需要 ,因而构成了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及农业经济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农民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经济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社会中,以"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为内在规定性的合作经济发展与否,无疑与农民的公民意识状态有着极大关系.当前中国农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的孱弱,不仅使得农民处在"被组织化"或"被合作"境地,而且也使得合作经济在中国处于"发展难"和"难发展"的困境中.为此,需要调整思路,采取多种举措,着力培育公民意识与塑造公民文化,促使"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为合作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软环境"和"软实力",如深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农民信任感;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的社会实践;开展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等.     

困境中的选择--对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政策确立过程的论析

20世纪初 ,因乡村危机而起的合作主义思潮 ,为国人改造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认同了合作制度 ,并形成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理念 ,成为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的意识形态依据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 ,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对抗中共土地革命又不得不使之法令化 ,且将之提升到国策层面来推行 ,产生了推行合作运动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 ,国民党人认同并以行政力量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 ,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改变、扩大甚至是扭曲其功能的过程。国民党人最终尝到的是“淮橘为枳”的滋味。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