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C-S:一个基于主体的股份制经济模型

为了分析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主体的股份制经济模型──ＡＳＭＥＣ－Ｓ。人工经济由多个家庭、多个消费品企业、一个资本品企业、一个银行和一个政府组成。消费品企业是股份制企业，政府和众多家庭是它们的股东。家庭的消费剩余可以用于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否买卖某种股票取决于家庭的预期。消费品企业通过调整劳动力数目和资本数目控制生产规模，并应用分类器系统完善定价策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实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均呈现出周期波动；政府适当地调整利率能够使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运行比较平稳。     

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及其与信贷周期的交互影响动态

解绑房地产对经济发展的桎梏是新发展阶段下释放内需潜力、培育发展动力的先决条件。基于TVP-FAVAR模型构造房地产周期指数,从时域和频域双重维度对中国房地产周期的波动特征及其与信贷周期之间的影响动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出以3—4年为主的周期波动,但2016年后开始呈现出周期弱化且下行持续期延长的新特征。其次,房地产周期与信贷周期的交互影响主要集中于低频长周期成分且存在明显的状态依赖性特征,在房地产周期处于繁荣阶段时,其对信贷周期的正向反馈效应较为突出,而在房地产周期处于紧缩阶段时,信贷周期对房地产周期的逆向调控效应则更为明显。因此,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房地产调控需更加关注多尺度周期的叠加特征,构建长短期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机制,增强后疫情时代的房地产市场韧性,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一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研究各类经济因素对其变动的影响效果亦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通过利用我国需求、供给和货币方面因素的代表变量构建VAR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与物价之间关联性较弱,需求和货币方面因素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供给层面因素对物价的影响较大,因而我国近年来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主要来自于供给方面的推动。     

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时变特征

通过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实际同业拆借利率、实际贷款利率和实际利率缺口对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失业变化率的冲击影响,以此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时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失业率的调控效果没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但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却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相比之下,实际利率缺口对目标变量的逆风向调控效果最为显著,实际贷款利率冲击次之。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房价调控效应的非对称性与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利率、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三种货币政策冲击对房价的非对称性影响,并对东、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房价调控效果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房价的调控效应不仅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而且各种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房价的冲击影响也都表现出显著差异.     

汇率预期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基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分析视角

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显著增强，汇率预期呈现日益分化特征，由此引发的汇率预期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威胁不容忽视。基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视角，深入探究汇率升、贬值预期变动对金融稳定影响效应的时变性与非对称性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汇率预期变动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以来汇率贬值预期一度走高，我国国际资本净流出现象明显加剧；第二，汇率升值预期对金融稳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尤其有助于金融体系职能发挥能力的提高，而汇率贬值预期会对金融稳定造成潜在威胁，但随着我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加强，其负向影响已开始持续走弱；第三，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汇率预期作用于金融稳定的重要中间渠道，汇率升值预期背景下国际资本短期内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了显著冲击，并使得汇率升值预期对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因此，应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引导，防范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顺周期羊群效应，同时协调搭配宏微观审慎管理与资本流动监管措施，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     

基于自然利率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我们对我国自然利率和产出缺口进行联合估计,并利用自然利率和产出缺口的估计值建立具有前瞻性成分和后顾性成分的"混合型"Taylor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行为并不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但对滞后的通货膨胀变动和产出变动作出了稳定反应;在不考虑我国货币政策平滑行为影响的情况下,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通货膨胀率位于3%左右。     

中国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非对称传染与杠杆调节效应

协调推进稳房价和稳杠杆是新发展阶段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基于时变条件预测分布实现对中国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分类评估,并在考察各类住房价格变动风险演化特征与非对称传染关系的基础上,利用MQVAR模型检验不同类型杠杆对中国住房价格上行与下行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各类住房价格变动风险及其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一二三线城市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总溢出效应在“房住不炒”方针提出后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三线城市是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主要溢出者和上行风险的主要接受者。杠杆对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和异质性,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对住房价格上行风险的影响明显强于去杠杆对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影响;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去杠杆均会导致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波动,而稳健推进政府部门去杠杆并不会加剧总体住房价格下行风险。因此,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时期,房地产市场调控需更加关注住房价格的风险特征,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价格监管与杠杆调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