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短缺还是制度短缺

从2004年初开始,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就纷纷告急,普遍缺工。今年春节过后,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城以及返回工厂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劳动力市场告急的不仅仅是技术工,而且包括普通工人——普通农民都可以承担的角色。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调查统计,目前广东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大量农民工纷纷离厂,使众多企业的生产顿陷困窘。今年春节以来,流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对布迪厄与吉登斯比较性评析

在社会学理论范式中,存在诸多二元对立的困境,如何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界的重大课题.在试图超越这些对立的努力中,布迪厄和吉登斯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两人分别提出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实践理论和结构化理论.布迪厄虽强调实践性,但其惯习概念具有明显的时间属性和决定论倾向.吉登斯的探索虽略显概念化,但其结构二重性也突出行动的能动性.     

路径依赖、政策扩散与国家自主性——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逻辑

养老保险改革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重头戏.文章在综述现有养老保险改革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改革力度和制度变迁幅度的角度对我国养老保险政策演变的过程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这是一个同时兼具渐进与突变特征的制度变迁过程.政策扩散和国外行动者的参与导致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突变,而制度内在的路径依赖则使得改革具有深刻的渐进主义特征,在政策扩散和路径依赖的双重夹击下,国家仍然有一定的自主性.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有效地推进了间断平衡理论的中国化.     

论理解社会管理的五种路径

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社会管理依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们往往是在不同的概念维度和实践方向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缺乏共同的话语基础。根据现有理论成果,目前已经形成了理解社会管理创新的五种不同路径,即社会控制(维稳)路径、社会政策路径、公共服务路径、社会组织路径和国家建设路径,沿着不同的路径将产生不同的社会管理创新结果。     

福利态度还是福利程度：福利国家再认识

福利国家表明国家承担起对公民的福利责任，凸显了国家的福利功能，并不是高福利的代名词，不同时期福利国家的福利程度都在发生变化，不同模式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也相差甚远，因此，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福利态度、福利理念，其次才是一种福利程度。我国应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关于打工妹婚姻逆迁移的调查

由于制度与自身的原因 ,很多在城相恋的农民工婚后回到了农村 ,文章根据打工妹的婚后生活状况把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分为四种类型 :安居乐业型、外出型、女方外逃型、女方自杀型。通过对这四种类型的描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婚姻逆迁移进行理论探讨。从宏观上看 ,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 ,与城市化、工业化相悖的婚姻逆迁移必然整体上充满被动和凄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男女双方婚前信息交换的完全性、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的同步性也是影响这些婚姻迁移者婚姻质量的关键变项。     

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席卷中华大地,尤其是大批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来到城市后,农民工的交际圈迅速扩大,随之他们的通婚圈也迅速扩大。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各种制度性歧视依旧存在,外来工自身相对低下的收入水平     

消费主义视野下的大学生网络贷款现象分析

网络贷款平台的发展给大学生消费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过往研究通常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于金融监管的不严,其实,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容易导致青年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消费欲望的日益膨胀才是导致贷款消费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而网络贷款平台的出现只不过为大学生实现自己的消费主义幻想提供了手段。因此,必须改变过于注重对青年进行合格"生产者"教育的传统模式,强化合格"消费者"教育,引导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论中国产业集群的产生、扩散和竞争优势

产生于西方的产业集群理论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国内,对中国产业集群的研究应在社会转型这个背景下进行。中国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提供的合法性机制,扩散的原因在于网络内的模仿机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优势主要体现在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