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与北宋前期文风之演变

晏殊于真宗、仁宗二朝,以位望俱尊之身推尊韩、柳,热心奖拔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才,对于宋初文风之变革以及文学创作之兴盛,具有承上启下之功。晏殊以及他的同道在天圣尊韩、儒学复兴方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天圣尊韩的主导人物是晏殊及其同道,而不是欧阳修、梅尧臣。晏殊重视诗歌内容之讽喻功能,他对陶韦体之喜好与提倡,对江西派的深远影响,以及对白体之改造所带来的诗歌"惟说气象"等,都是宋代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王安石的仕隐心态及其诗文之理性

作为中外闻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既有“救时”、“许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又有通过谋求出仕“得禄”以“养亲”的现实考虑,还有着知难而退的隐逸情怀.在仕与隐问题上,他坚持以“道”进退,主张“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藏器于身”、“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待时而动”.这种矛盾重重的仕隐心态使其诗文创作带有独特的理性.     

重谈孟浩然

长期以来,孟浩然一直被人们视为“隐士”和“隐逸诗人”,但其实,孟浩然深受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一生都怀有强烈的入世意愿,至死不曾放弃仕宦之想,与所谓的“隐士”、“清高”颇有距离。而学术界之所以延续这一观念,或许与长期以来习用的研究观念和价值标准有关,其实不符合孟浩然诗歌及人格风貌之实际。     

论白居易的"知足"与"不足"——兼论其忠州起复后之仕隐心态

"知足保和"已成了白居易明确的文化印记.但其实,自居易之"知足"更多表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他对其一生的政治理想其实有着强烈的"不足".忠州起复之后,其思想演变相当复杂而且时有反复.他在遭受了再次的政治挫折之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向了"中隐"与"独善",但其内心始终没有放下"安人活国"、"兼济天下"的"功名"之想,表面上优游安闲、"省分知足",内心却是有着深深的"不足".     

重读王维 --从《竹里馆》说开去

本文通过对王维种种"历史问题"的解剖,试图对王维其人其诗有一个更贴切和公允的评价.文章以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去贴近千载而上的古人,揭示了王维作品中隐含的丰富而又多彩的情感内容,认为被人们目为"诗佛"、"隐士"的王维,其实终其一生都是深于情的一代"情种",而王维诗歌之所以能在李杜之外名列盛唐诗人之首,其原因正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挚的情感内涵.     

论王维《与魏居士书》——兼论王维作品被“误读”之深层原因

《与魏居士书》确实反映了王维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但王维写作此信不是旨在为自己辩护,而是试图说服魏居士出仕以报效朝廷。魏征后人的贫困是王维十分关切的问题。晚年的王维孤苦伶仃,为朝廷尽忠是其余生唯一的追求。批评王维的诸多学者希望王维退出“浑浊的官场”,但当时包括高适、岑参、杜甫等大批诗人都在想方设法投身其中。“以隐为仕”是初盛唐文人普遍的风气,不能用“亦官亦隐”“独称”王维。王维受释道思想影响很深,但儒家“不废大伦”、积极入世才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历来对王维的《酬张少府》《竹里馆》等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王维集中“辋川之什”以及系于“天宝下”的不少作品反映了王维对朝政之关切与忧虑。     

论王维“无可无不可”说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从儒、佛、玄等思想背景论证唐代诗人王维在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背后 ,所恪守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大义和济世意识。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小说观念的“史性因子”与小说批评的“史学尺度”——“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与史学”谈析之一

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史学氛围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内涵,小说美学与史学在中国古代构成了一种难解的缘份,这种难解之缘使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和小说美学产生了浓烈的“史学意识”。也许,从小说美学与史学的关系达一学科之间的影响来观照古典小说美学的民族性格不失为一条有益的途径。为此,我们不妨循着这样的思路作一定的分析: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