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论陈寅恪的学术追求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往往重考;他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讲宋学,做汉学"的路子:透发出一种重义理、重文化大义的"宋学精神",在现代科学理性的烛照下,闪烁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光芒,呈显出一种在史料中寻史识的"新汉学"的研究思路--陈氏尝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正显示出他本人通过史料考辨"重建信史"的学术自信.基于此,陈氏自觉地将乾嘉诸老与西学的科学方法融会贯通,卓尔自运,建树惊人.陈氏的学术成就,足可视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界标.循此而向上穷波讨源、追溯本根,可爬梳出晚清、民初之际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学术格局的变革脉络;向下推源及流,支离漫衍,可透析出晚近以迄于今的学术风气、学术范式、学术路向的分合离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氏确为20世纪中国最具人文品格与学术魅力的杰出学者,是20世纪中国人文社科界罕见的足可与世界学术水平对话并取得领先地位的史学大师.正是陈氏,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述的历史新高.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与缺憾

“学术独立”、“思想贵创”、“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可视为梁氏治学的四大特征,分别构成梁氏“现代学统”的整体构架。它是近代人文背景下的一次巨大的学术观念变革。但当我们将梁氏的学术研究置放于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受欧关科学主义以及巴黎学派汉学之影响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梁氏治学的某种不足。至于他本人所独具的那种擅长舆论鼓动的热情与办报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治学。梁氏是一位在晚清掀起“思想界之飓风”的著名人物。他的学术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吏上．粱氏以其先知先觉者的身份与过人的天赋和创造力．确曾贡献出超逾特定时代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