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五代对于笔记体类特征的认识

通过考察唐五代笔记的编写实际与相关评论,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对于笔记之体制、类属等的认识。从体例来看,笔记著述的特点比较稳定,笔记之杂主要体现在内部各条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从内容来看,一部之内往往共性明显;从归属来看,呈现出游离子部小说类而向史部靠拢的趋势。而且,唐五代虽称笔记为小说,却常将其与正史比较,可见当时视笔记的相邻概念为正史。关于笔记与正史在内容、性质方面具有差别而在功能上存在相通之处的观念比较清晰。     

唐诗槐意象的文化与文学观照

唐代沿袭周代以来视槐树为三公之位的文化心理，在长安的街道与宫廷广植槐树。但是，考察唐诗发现，槐的政治意蕴已经退化，从政治符号衍变成了情感符号，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槐意象既是一个时间意象，也是一个空间意象。对于游子而言，槐暗示其与故乡的距离；对于举子而言，槐暗示考试的时间。诗人的时空体验是槐意象的文学意蕴得以建构的内在机制，游宦、赴举等新的文化是外在动因。唐诗中的槐意象传达出流寓者的漂泊情怀、举子的科场心态。     

论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

唐五代诗本事以诗歌的创作、解读、传播等文学活动为主要言说内容,也就与当时通行的笔记文本拉开了距离,往往被视为诗歌批评文本.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文本,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呈现出一定特点:言说形态方面,以事件为文本中心,以诗明事、证事;言说主体方面,以史官的口吻叙述故事、发表评论并由此形成纪传体文类特征.这些使唐五代诗本事与北宋诗话的以诗为文本中心、以文学家的口吻叙述故事和发表评论及其语录体文类特征等形成了鲜明差别.唐五代诗本事尚未完全从当时通行的笔记中脱胎而出并发育为一种成熟的诗歌批评文类,就被其孕育出来的北宋诗话迅速代替.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