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凯瑟琳·贝尔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英国文学和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学界和普通读者.在早期作品中,她积极汲取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理论,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摹仿论和表现论,驳斥了古典现实主义,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     

论奥基夫/法尔利《阿拉丁或神灯》的特点和影响

奥基夫/法尔利的《阿拉丁或神灯》(1813)让《天方夜谭》中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成功地走上伦敦舞台，并对后世的阿拉丁改编剧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发现《阿拉丁或神灯》的成功之处有三:第一，大规模的中国风；第二，约瑟夫·格里马尔迪的滑稽表演；第三，顺应社会进步的伴侣式婚姻观。它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处:第一，亨利·拜伦的《阿拉丁:了不起的无赖》(1861)继承《阿拉丁或神灯》的三个特点；第二，波洛克玩具剧院所用的剧本《阿拉丁或神灯》(1876)是奥基夫/法尔利《阿拉丁或神灯》的简写本。      

为意义而战--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意义观

凯瑟琳·贝尔西是英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意义观是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尔西的意义观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她运用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批评表现论和摹仿论，认为语言不是透明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作者的意图或反映客观现实。以此为基础，贝尔西接受能指物质化的观点，把意义的范围从语言扩展到符号，强调符号（包括文学作品）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内涵意义不是自然和永恒的，而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决定，意识形态的转变导致对文学作品内涵意义的阐释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贝尔西的意义观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文本的空白和实现——以《苏小小墓》为例

历代学者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阐释,这实质上是对该诗文本的"空白"所作的不同填补。文本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吸引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对文本进行阐释是文本的实现。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这种文学理论观点的反映,但在文本实现的过程中,读者要确保文本阐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俗语不俗——论但丁对俗语的辩护

文艺复兴初期,拉丁语作为欧洲通用语的地位在意大利受到动摇,拉丁语和意大利俗语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但丁积极捍卫意大利俗语,并试图建立标准意大利语.但丁捍卫俗语的过程表明,标准意大利语的确立不仅是意大利俗语取代拉丁语的过程,也是意大利俗语内部贵族语言凌驾于大众语言之上的过程.因此,但丁捍卫的俗语并不俗.但丁的语言思想和辩护策略与皮埃尔,布迪厄的一些思想契合,颇具现代性;但丁对俗语的辩护也成为西欧各国拉丁语和俗语之争的模板.     

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土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