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两宋之际苏学与程学关系新变

两宋之际,随着元祐学术解禁,曾因意气而起的蜀洛党争已经消歇,双方力量也发生重大变化:苏门学统的涣散与程氏学统的传衍和加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苏学“尽个性”和“恭己无为”的自由特质不无关系.随着苏学的学术和政治色彩逐渐淡退,苏轼所留给人们的,只是文学家的华丽背影.曾经的蜀洛党争,也变为杨时等道学家对苏轼文学的偶尔批评.南宋道南学派传人中,许多学者既秉承程系道学,又追摹苏轼之文;某些学者更寻找到了苏学与程学的契合点,并将之贯彻到自己的生命精神中.直到朱熹出来揭出苏轼性命之学的本质,才又使二者矛盾趋于尖锐,这集中体现在朱熹与吕祖谦的苏学之辩中.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熟读以活——朱子读书法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

朱子读书法以切己修德为宗旨,以“熟读”为总纲,包括对文本的义、理、味的逐层把握,是文本“活化”的过程;与之相应,读者的心灵大抵经历了由整齐严肃到从容宽闲的变化,包含了一种活泼泼的审美体验。从具体的读法来说,讽咏法之于诗歌、观血脉法之于散文,都是“熟读以活”的具体运用,也有利于揭示诗文的美学特质。从文学思想史来看,朱子读书法所含的穷理功夫和体贴情怀,体现了文学思想史中少有的理性精神和生命化的文学观念。朱子后学虽然奉此读书法为圭臬,但并没有向文学领域过多拓展,其学理价值有待于今天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