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

两宋之时,科名之崇与文字之传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在宋代崇尚科名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进士高第者,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带有时效性、附着性与增殖性诸特点,故作品传播途径广,留存量大.另一方面,处于科名等级体系最底层的几类士人,如特奏名进士、诸科等,受科名歧视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的作品若非当世闻人推重,常不为世所重,不为人所称,加之总体创作水准不高,故创作队伍虽大但现存作品却极少.宋人科名观与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非文学因素干扰与影响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宋人选宋诗”与宋诗体派

"唐人选唐诗"早已妇孺皆知,学界也有颇多研究。但"宋人选宋诗"则罕有人知,对其相关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本文提出"宋人选宋诗"之说,并对各种重要的"宋人选宋诗"与宋诗各体派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宋人选宋诗"是宋诗"体"与"派"凝定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宋人选宋诗"也促进了宋诗"体"与"派"的形成发展并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二者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系统·开拓·重构──评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

近十年来，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已被学界渐次冷漠而处于边缘化状态。如何从滑坡状态中摆脱出来，重构古典文学的学术品格，是学界同仁关注的焦点。1997年，葛晓音先生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撰文指出，今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必须由评价走向认知，将文本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把实证与理论结合起来，从大量的实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应该说，葛先生的意见是中肯而有识见的，将这付诸实践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刘学错先生的新著《李商隐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以下简称《李》已为葛先生的期待提供了一个成功…     

考镜源流求其真辨章学术得其深--评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

近几年来，因编撰《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版）的需要，刘尊明先生将其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唐五代词的发生、发展等理论和史实问题的探讨上，有系统地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献》等刊物上，这部《唐五代词史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以下简称刘著）就是在相关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整理、拓展而成的。刘著的内容与精神，与《全唐五代词》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其价值与意义不容忽视。全书由“发生史论”、“发展史论”、“作家述论”、“学术史论…     

宋诗人萧贯生卒年考

萧贯生卒年,《宋史》卷四四二本传失载。《全宋诗》小传定其卒在景祐四年(1037),所据乃孔武仲《萧贯之挂冠亭记》(《清江三孔集》卷一四)。《挂冠亭记》云:"贯之之没,今五十年。天下之人皆知其可用之材,而未必知其高尚之志,非有子,其能追迹而显扬之欤?于是又知潜夫之贤也已。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鲁国孔武仲记。"《挂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宋室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 --以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为切入点

前贤关于宋室文化重心南移时间的争论,表面上是因衡量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但他们的共同缺失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够,尤其是忽略了各种文化因子的动态发展.因而,乐观地认为在北宋之际文化重心已经南移,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有在宋室南渡以后,因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最终得以完成,南北方文人数量极其悬殊,北宋的以开封、洛阳为文化重镇的"点"状分布格局被打破,并且从精英荟萃的江浙一带到化外之境的岭南,北宋时南方尚存的一些文化空白进一步被填补,至此,南方的文化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一场争论才真正划上了句号.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