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主制度供给与公民精神化育

由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公民文化培育之问不相协调的时滞效应,因此,在公民观念淡薄、公民精神缺乏与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现状下,应该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在民主制度供给下使公民在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养成公民精神,以期民主制度在公民精神的关照下得到更加理性的建构.为此,当下应该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培育公民社会,推进和创新基层民主,在民主制度建构中化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运动

上世纪70年代,社会运动的研究一直处在一个多样化的探索社会结构和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社会学传统中,并专注于解释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动机、或暴力倾向等政治取向变量。随后,一个摆脱传统的观点重新定义了核心问题,它从根本上缩小了研究动员过程的兴趣范围：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成长和成功,社会团体怎么样调动资源,招募追随者并驾御政治环境。批评者后来坚持认为,意义的建构、集体身份的形成、情绪的刺激和放大在动员中会发挥重要却被忽视的作用,他们这些可选方案对已经缩小的问题建构本身也没有构成挑战,由此产生的子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寻求解释运动的政治取向的变化。在革命、工会和民族动员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保留了解释政治取向的兴趣,尽管他们常常认为这主要是动员的副产品。正在复苏的关于社会结构对运动政治取向影响的理论将需要整合来自相关研究主题广泛而分散的洞见。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评析

作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鲜明地表达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福斯特坚持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开始注意生态运动中的阶级问题.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并对社会主义的复兴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对阶级斗争等革命斗争形式的强调表明,福斯特正在超越生态社会主义,并尝试进行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沟通.     

以公民为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权利保障上,必然要求实现从"以人为本"向"以公民为本"的价值转换。"以公民为本"是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诉求,也是人本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提升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的个体政治主体性并凝聚社会共同主体性,乃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政治观的核心。放眼未来,推进"以公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途。中国"以公民为本"的公民政治发展一直内涵于人民民主的人民政治之中。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地落到实处,保障和实现每一位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促进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全面发展。     

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执政能力建设

我国在崛起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安全挑战.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增强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的冲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新发展理念和治理机制,建构服务型政府;弘扬和建设先进文化,再铸伟大中华民族之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才能防范和化解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

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评析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鲜明地表达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福斯特坚持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开始注意生态运动中的阶级问题。近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抨击以及对社会主义复兴的期望,尤其是对阶级斗争等革命斗争形式的强调表明,福斯特正在超越生态社会主义,并尝试进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沟通。     

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其国际影响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随即开始了由全面“遏制”向“威慑”战略的演进,新世纪初又借“9.11”之机直接出台“先发制人”战略并加以实施。这一“由守转攻”的演进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贯所追求的美国主导全球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手段。尽管“先发制人”战略在短期内强化了美国控制世界权力资源的能力和单极主导地位,但从长远上将削弱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也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先发制人”战略挑战现有国际机制,将加剧单边主义,刺激军备竞赛,加大国际安全困境。“先发制人”的战略必遭国际社会的反对而终将难以维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只有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机制来应对全球化中的争端,才是确保和实现国家安全的出路。     

群体性抗争理论研究的西方视角

纵览和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在群体性抗争理论的研究发现,虽然学者们在各自的学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发展出多个理论框架,但从研究的视角上大致可以归为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政治学分析和文化框架分析三大路径.西方的群体性抗争研究最先出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社会运动后,美国学者开始从社会政治学视角进行反思,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九十年代以来,受欧洲传统的影响,美国把话语、符号行为和情感作为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重点.上述三方面的研究都对群体性抗争形成的机理机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