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数字检察”的 衔接问题及对策

在贯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时，适度、合理使用个人信息是规范算法推送、提升网络素养、防治网络沉迷等的基础性命题。当前，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遭遇泄露或者被不当使用的问题较为严峻，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的“短板”。鉴于许多互联网平台具有市场主体和监管角色的双重身份、未成年人网络合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等因素，为促进网络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有必要以“数字检察”为支撑点增强保护力度，提升制度刚性。建议依据互联网平台等级建立“数据备案审查”或“检察进驻监管”机制，健全未成年人数据互联互通机制；在完善刑事追诉、公益诉讼的同时，细化强制性亲职教育。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范路径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这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监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着一些父母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委托照护“准入难”、督促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落地难”等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在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治疗、对抗外部歧视等方面具有特殊困境。完善其监护教育、监护保护可为患其他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参照。针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建议在家庭监护、社会监护、国家监护等各个层面全面贯彻实质监护理念,有针对性地修正、变更、撤销监护权的具体事由,建构专门化、系统化、差别化的档案制度和监护评估体系,立足社区治理补充监护教育、监护保护的短板,在立法上适当拓展委托照护人的范围。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与程序应对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