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解——谈谈李商隐就婚王氏前的几首诗

唐文宗开成二年(八三七)春,李商隐二十五岁,应举,登进士第。商隐早孤,二十五岁以前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不幸的。但就个人仕宦遭遇来说,不幸中有幸的是他受到当时牛党巨子令狐楚的激赏,靠了令狐父子的举荐,早早地中了进士。唐代重进土科,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商隐中进士的年龄不能算晚。这时,摆在他面前的前程,真是远大得很。李商隐本人也很得意。但是对官场世事浑无所知的诗人没有想到,这个得意的开端也成了他失意的开始。本年冬,令狐楚卒于兴元任所,次年,商隐往依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娶王氏女。从此,他就从顺风的浪顶跌了下来,掉在“牛李党争”纠缠不休的滋涡     

韩愈“服硫黄”考论

白居易《思旧》诗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之句,所言退之究竟指谁,历来多认为是指韩愈。韩愈是否死于“服硫黄”不仅是其生平大端,而且与评价其攘斥佛老的立场及其为人为文品格关系重大。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条分缕析,支持了韩愈未曾服硫黄的少数派意见;并对白诗中的“退之”作了一些推测,从而拓宽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后记

唐代诗歌,李白和杜甫是两个高峰。中唐时,李杜即齐名;宋以迄明清,李杜的诗无不受学人重视。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云:“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然而李杜诗之研究状况,却大相径庭:一寂寥,一热闹,恰成鲜明对比。考察李诗后世遭遇之寂寞冷落,固然有多种原因,而自宋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空白之韵——中国古典园林空间布局的虚实相生

在中国古典艺术当中,合理运用空白,可以使艺术的意境更加深邃辽远。“空白”在形似中求神似,由有限中出无限,使空间更具意义。本文就中国园林的布局手法受到的中国画布白构图思想的影响,论述了中国园林布局中空白的独特韵味。     

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

《新唐书·杜甫传》载:"(乾元元年,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遂为后世所宗,古今皆无异辞,然而这个说法并不成立。首先,《新唐书》"弃官"说文献上缺少依据;另外,古今治杜者归纳地杜甫"弃官"的其他理由亦不充分。按杜诗中尝自言"罢官",而罢官是符合事实的。杜甫罢官的原因与他华州任内荒怠职务有关,尤其与他任内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结果,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学界为了完成诗人的完美形象,故乐于弃官说而未能深究罢官的真相。     

《锦瑟》新解

李商隐《锦瑟》诗,当是他晚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罢盐铁推官困居郑州故居期间)回顾其坎坷一生而作。首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五十”,大约暗合了作者当时的年龄,所以即此起兴,引出对往事华年的回忆和兴叹。全诗含蓄蕴藉,盛慨万端。有人说此诗是李商隐的绝笔诗,如果不把“绝笔”二字拘泥成病在弥留之际才写的最后遗诗的话,此说大致成立。所以安徽师大中文系古典组编选的《李商隐诗选》,将《锦瑟》列为编年诗最后一首,是有道理的。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韩愈排佛,哲学史上评价不一,但对以下却无异议,那就是:一、反佛态度最为激烈;二、反佛志向终身不渝。然而,结合韩愈的生平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宪宗元和末年、具体说就是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的两年之间,韩愈的反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两次高潮,分别以元和十四年正月的《论佛骨表》和元和十五年七月间的《与孟尚书书》为标志。当低潮之际,韩愈不但出现了对自己谏迎佛骨的尤悔心情,而且试图对佛理有所认知、有所体验。由于时局的变化(宪宗崩,穆宗立)、个人处境的变化以及始料不到的舆论蜂起,韩愈终于与佛教擦肩而过,其欲认知佛理并予以体验的企图也终于浅尝辄止。本文试图结合韩愈生平遭际,对其与佛教的这一段特异关系加以探讨。     

20世纪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20世纪80年代初,有利的学术环境促成了唐代文学研究局面的繁荣.在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佛道与唐代文学的交叉研究、唐诗艺术的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的研究、唐诗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研究、史料的整理和作家名录及研究资料的编纂、热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与讨论、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主流研究方法的确立等九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在繁荣局面中也有一些带倾向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