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母亲

倏忽之间,已在外当兵14个春秋,每遇过年,我就念着回家.急慌慌写一封家信,告母亲说,我要回家过年.母亲这时候,便拿着那信,去找人念了,回来路上,逢人就说,连科要回来过年了,仿佛超常的喜事.接着,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肉要多割些,馍要多蒸些,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 做这些事情时,母亲的陈病就犯了,眼又涩又疼,各骨关节像被剁碎了一样.可她脸上总是充盈着笑意,抽空到镇上的车站,一辆一辆望那从洛阳开来的长途客车.     

想父亲

我的父亲有15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了。不知道他这15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可见我，     

读新书不如温旧书

最近读了一本年轻作家葛亮写的《朱雀》，这本书先在香港出版。最近才在内地出版。葛亮是个年轻作家．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人。他的这本书写的是南京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事情．时间跨度有七八十年，很长，但是叙述很从容，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在书中一一展现．作者把南京看作一个人来写。而不是一个城市，所以他笔下的南京非常的生动。     

想念父亲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中的日月，都不曾有过太为暖人的光辉。父亲早年的哮喘病还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患上了莫名的病症。为了给姐姐治病，家里把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15岁就到煤窑下井挖煤；二姐14岁就拉着车子到山沟里拉沙石，然后按一立方米1．5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或水泥厂；我在13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     

欠爹的一场电影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父亲。不用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比较暖和，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自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子。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孝敬父亲于床头的两周。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     

改变我命运的一次阅读

不管是正规还是非正规场合,每当有人问我：＂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我都会回答：＂张抗抗。＂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答：＂《分界线》。＂我的回答从不迟疑,就如竹筒倒豆子般干脆利落。《分界线》是张抗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我来说,它却是一部异常伟大和不朽的著作。它对我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那样的世界名著。三十多年前,     

思念父亲那几次痛打

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竞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每每想起来,我都忍不住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到现在,父亲已有25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已经很粗很粗了。不知道他这25年想我没有,     

写作是情感焦虑的结果——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讲演

这篇讲演围绕漂移与稳定、情感与思想、世俗与崇高三个话题展开.首先,关于漂移与稳定,我已认定,我不再渴望漂移,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我的乡村.在这块土地上,我本就可以感受到漂移的现代化给这块土地带来的震颤.其次,关于情感与思想,我认为,没有焦虑,没有烦恼,也就没有写作.焦虑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种子,一切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都必然是情感焦虑的文学结晶.最后.关于世俗与崇高,在我看公平,对小说而言,越是伟大,越是崇高,就越与世俗密不可分.因为伟大的根须要深扎于世俗的土壤,作家的写作也离不开庸常生活的刻骨体验.     

文学资源两人谈

一、拉美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催生剂阎连科:众议,你是学者,又是翻译家,同时,又自己创作小说和散文,一句话,走向创作的内部,你是内行;走向外部,你是专家。这让我和许多同行朋友,对你既感尊敬,又感嫉妒。既然你有这样多重的身份和学识,我想关于我们这次对话,索性就放开来一点,随意地谈,即兴地聊,你说呢?     

"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乌托邦"在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鸟托邦".前者是指我通过写作实现梦想和希冀,在小说中创造自己的理想之物;后者是指我们从一个"乌托邦"醒来又跌入了另一个"乌托邦".而我的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还有我对现实的认识等等,正是笼罩在这两种"乌托邦"下的个人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