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别裁伪体亲风雅”文法思想析论

钱谦益"别裁伪体亲风雅"的文法理论建设从确立师法对象开始,批判秦汉派而抬高归有光,进而探索出"反经"的师法途径,并以"文从字顺"为最高的文法标准.钱谦益在对文法理论的这三要素的论述中,提倡求真创新的精神贯穿始终,正因如此,钱谦益的文法理论才能超越流派之争,为清代文法理论建设导夫先路.     

《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学研究

通过对韩文这个经典的校读，朱熹的文法学研究从对具体的字句篇章之法的分析、总结入手，集中发明了韩文文法“文从字顺”的一面，批驳了《韩集举正》的“好奇”，对于现实中流行的怪奇文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起到了正视听、导后学的作用，为当时及后代的文章写作灌输了平易、“稳当”的文法学思想，并进而建立起“文从字顺”的新文法标准。此外，朱熹所采取的文集校读的文法研究方式，在文法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

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偁在杜甫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甫诗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论李白形象的非凡化

李白的一些生平事迹在他生前身后被非凡化了,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长庚入梦"的神话化、"醉使力士"的英雄化以及"捉月骑鲸"的传说化这三个非凡化了的形象是人们向往"非凡"的心理的真实体现。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朱熹文法学思想述略

朱熹的文法学在南宋时成就最高.与其论学旨趣一致,朱熹论字法、句法均求"稳当",以平易简直、"文从字顺"为标准,而论章法,则颇重文学审美因素,反对拘于"腔子",反对"平易"、"困"、"弱",提倡曲折变化,体现出其文法学富有辩证性的特点,也因此而与陈騤、吕祖谦等人的文法学大异其趣.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