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

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很早。两汉，就有大量的汉人进入，但魏晋期间，进入云南的汉族与当地民族迅速融合，处于“夷化”过程之中。唐宋时期，云南有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它们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这一时期既是云南白族形成、壮大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云南汉族的“夷化”进一步加深，出现“白族化”倾向的时期：一方面表现为唐以前进入云南的汉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白蛮”，成为白族形成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宋时期仍有几十万汉人由于战乱、饥荒流落或市诏。大理政权的掳掠进入云南，但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缺乏经济基础，被南诏统治者分散杂处于当地民族中，极易被融合和同化，最终基本被融合到白族之中。元代，云南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又有大批的汉人以镇守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形式进入云南，他们地位较高．有政权力量保护，加上元代云南实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儒学文化氛围与内地逐渐接近，进入云南的汉人能够终元一代“保其世籍”不改，标志着云南汉族“白族化”倾向的基本中断，走上了与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专题弁言：中国历史交通地理

灯塔对近代航运发展和航道安全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传统研究更多是从全国层面切入或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分析灯塔的发展变迁,并未对内河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灯塔建设进程及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忽视了内河流域相较于沿海地区在灯塔建设防护中的特殊性。利用灯塔表和相关报刊资料对长江中下游灯塔发展及其防护措施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由于灯塔建设中资金不足、人员较少、防护措施简陋和配套制度不够完善,长江中下游的灯塔及其人员比沿海灯塔和灯塔职员更容易成为盗窃和抢劫犯罪的目标,这种风险的存在也影响到航运和航行人员的安全。     

云南边疆的现代化起步与社会变迁——基于贺宗章、丁文江红河地区亲历记的研究

20世纪最初15年间,清末官员贺宗章和地理学家丁文江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见证了红河地区的交通、矿业现代化起步历程和社会变迁,留下生动、翔实和真切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滇南红河地区率先在交通、矿业等领域开启了现代化,但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转型不仅面临着与内地相同的旧政治体制桎梏和落后经济的制约,更面对着帝国主义侵扰掠夺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所以,边疆地区既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沿,也是各种势力纠葛和利益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折射出云南边疆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     

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

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 ,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建立卫所 ,实施军政同城制度 ,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 ,数量增多 ,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专题: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深化历史认知

本期三篇文章带有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拓展研究视野，钩沉史实，深化历史认知。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地图包含时间与空间结合的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古代全国总图历来是地图史学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且以地图学史和绘制技术为重点，忽略了古籍中插图形式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研究的窄化影响了古代全国总图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通过历史文献学与地图史学相结合的综合复杂的研究，揭示各类古代全国总图蕴含的时空信息和地理认知，探讨不同时代国家疆域观、疆域认知、政区体制和地理认知水平等。成一农研究员提出，要强化插图形式的古代全国总图的梳理，从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未来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地名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等多方面重要信息，地名学研究是探寻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的重要手段，边疆民族地区地名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云南存在过四套政区地名体系和三次地名大变迁，反映了云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原因。陈庆江教授文是地名学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汉晋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形成的云南第一套政区地名体系，“绝大多数为当地民族语方言地名”， ① 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边疆进程中对西南夷族群部落与地理环境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南朝梁以后，云南脱离中原政权统治自行发展，经历爨氏称雄，乌蛮、白蛮分野，至唐统一在云南设置羁縻州县，云南民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分划组合构成新族群部落分布成为唐朝羁縻政区设治的基础，形成云南历史上第二套政区地名体系和第一次地名大变迁。可见，以地名的视角深化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着重于交通路线、交通站点的考证，研究结果以交通示意图甲点至乙点、丙点等一线相连，平面展现，淹没了高山大川的阻碍。张轲风副教授之文探讨交通器具在古代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独出心裁，颇具启发。特别是结合地理环境和民族生产方式考辨得出“浮囊渡水一直是蒙古军的军事传统”，为深化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认知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依据。“元跨革囊”是云南历史上划时代里程碑重大事件，1253年10月，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军出萧关，越六盘山，“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 ② 一举灭大理国，进而由云南挺进广西、湖南迂回征伐灭南宋，结束云南500多年的地方政权割据历史，且使中国历史进入元朝统一新纪元。渡水皮具之考，以小见大，溯源穷流，揭示了宏大历史事件中历史军事交通的关键因素，是矫正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平面化倾向的有益尝试。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征实性治学精神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图史学、地名学与史地要素考辨是该所正在开拓三个特色方向，将在方国瑜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传承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试论明代云南非官府组织的自发移民

明代云南有很多内地汉族人口通过各种渠道 ,采取不同方式 ,零散地、自由地迁入云南 ,史书称为寓居、流寓。寓滇移民 ,就是外籍人口因各种原因寄居云南 ,长住不归 ,逐渐定居著籍的人口。这些自发零散的移民资料 ,在明清云南的省志或府州县志中 ,俯首可得 ,多不胜数。但情况往往有异于内地 ,各类移民人数多寡也不一 ,在史籍的记载中 ,线索模糊 ,难以确征和统计。笔者做了一些考订工作 ,现分别论述如下。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

为研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情况,通过对宋朝在广西沿海和沿边地区设置的钦州、廉州、永平寨、横山寨等博易场的管理和海内外贸易进行论述,认为宋朝因军事需要,大量向云南地区购买战马,促使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大理买马道”与广西沿海口岸的博易场互联互通,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范围,在广西口岸带动下形成西南地区开放型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