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庐陵身份”意识

欧阳修一生行文写作,其籍贯题署却比较特别.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同"庐陵身份",而是选择了"渤海".欧阳修在景祐三年第一次题署"庐陵欧阳修",并在以后的日子,特别是庆历、嘉祐年间,不断强化着这种"庐陵身份"意识.从深层来看,这显示出了宋代士大夫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担当意识.欧阳修的"庐陵身份"不断被后世强化,同时也影响着后来吉州籍士子的身份意识.     

《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

从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的角度来探讨《水浒传》与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水浒传》与北宋党争之间主要存在三方面关联:首先,《水浒传》作者感情倾向倒向元祜党人;其次,《水浒传》存在的“尊北黜南”的叙事模式与北宋新旧党中存在的南北之争相对应;再者,《水浒传》存在多处否定新党的言语。     

北宋中期杜甫及其诗歌地位的升格略说

北宋庆历以来,诗坛以学习韩愈、李白诗歌风格语言为主。这种情形在嘉祐以后开始变化,李、韩的光辉慢慢褪隐,而杜甫的形象日益光大。熙宁以后,杜诗的经典化进程加快,终于在随后的元祐时代得以完成。     

豪气少年事风骨晚年功——论北宋中期诗风转型中欧阳修的创作思想

北宋诗风明显转型,当是在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之时;北宋中期诗风基本完成转型,应该断在嘉五年(1060)梅尧臣去世之时。欧阳修直接领导北宋中期诗歌革新,当他和王安石、曾巩、苏轼等成为北宋诗坛主流时,北宋中期诗风就从粗砺的纵横自由的李白式诗风,通过儒家学术思想代表韩愈为媒介,向理性的宋诗转型。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欧阳修"诗本义"的诗学阐释

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不再像汉唐那样紧密,文人及其文学创作都具有相当的自觉性。欧阳修首先提出“诗本义”之说,力求突破秦汉以来传统诗经学限制,强调从诗歌文本出发,精读诗歌文字,以情解诗,以期还原诗人创作之初的原始之意。但汉语及其演变的复杂性和时空的久远,使得完全意义上的诗之本义的探求成为一种空想。     

陶渊明彭泽辞官别解

陶渊明在彭泽令上决然的辞官行为,既不仅是因为不堪吏职,也不仅是久有归隐之志等,关键还是他的门阀观念受到了刺激。陶渊明有着作为士族大户的身份优越感,束带见乡里小人督邮,对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侮辱。彭泽辞官其实是陶渊明在晋宋之际门阀士族地位剧变文化语境下一个必然的抉择。     

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李白之"我"及孤独意象的文化解读

李白飘逸豪迈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孤独.造成其孤独的根源:一是自我中心意识的过分庞大;二是挥之不去的漂泊感,而这种漂泊无依之感首先是源于他身世的特殊,其次是李白思想的复杂.李白的一生都在为获得群体之认同从而摆脱内心之孤独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