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文精神

本文企图在更为广阔和统一的思想语境里对话性地诠释巴赫金思想的精髓。多样性的巴赫金思想并非散沙一盘,对话理论及其人文精神是它的精髓。巴赫金终生徜徉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诗学各人文学科领域,而其中心工作就是建构自身的对话理论,他以之贯串于所有的人文学科各领域的研究中,而人文精神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体现出的核心精神,对话理论在其根底上是关于人的理论,是巴赫金终生为人而斗争的理论结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它以人为对象,关心人的主体建构,关心人的存在和命运,关心人的平等和自由。就诗学来说,巴赫金的杰出之处在于,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文化语境里,他既能以复调小说理论这种对话理论的变体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形式,又能在这种形式的阐释里以自己的人文精神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     

彭燕郊的散文诗写作和现代诗的一种可能

彭燕郊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在散文诗写作上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的众多散文诗"以思考代替抒情",并让思想有了诗性的音乐化了的形式,体现出了思想和音乐相交响的新的艺术形式。这类作为诗的散文诗,与一般的诗化散文有很大的不同,它非常关注自身的结构和肌理,尤其是内在的节奏感。彭燕郊的这类散文诗体现了现代诗一种新的可能。     

死亡的诗化阐释——试论安徒生童话的死亡意识

纵观安徒生一生走过的“光荣的荆棘路”,遍读安徒生的童话,作为他个人性格的秘密,我们可以发现死亡意识。安徒生以诗人的眼光洞悉人生世相,把死亡作为超越的审美幻象,从中衍生灵魂不朽的思想,并在自觉不自觉中将它诗化地浸染到众多的童话创作中,在童话这一意蕴悠远的文化产品里使死亡意识艺术化,使他的童话独具魅力。一安徒生对死亡的诗化我认为,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掌握安徒生一生中死亡意识的诗化发展。耐人寻味的是,安徒生于1805年诞生在停放过当地一个伯爵的棺材的木架改做成的     

1930年代审查制度和文学价值的建立

19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文学生产,以“合法”的形式建立起对作家的专制控制,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审查范围.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是正式审查的一个例子,是出版前审查和出版后审查的某种混合.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似乎并没有改变1930年代中国文学场内部主要权力关系.与其它地区的审查和压制比起来,国民党文学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文学场的法则.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

新诗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传统,就是将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如何由一种散文化的口语发展为文学语言。这方面的成就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新诗不仅是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而且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文学语言。杰出的诗人创造自己的语言。白话已经提供了新诗写作基本的一种需求,一个诗人不应该去怀疑一种语言是否已经可以达到表达的需要,而应该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用写作来创造出满足这种表达需要的语言。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历史热:历史形象的当下消费

只要稍为留意当今遍布城市和农村的大小书店、书摊,我们就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充斥着我们的图书市场,像《曾国藩》、《李鸿章》、《董卓》、《武则天》、《一世枭雄·蒋介石》、《人祸·乱世军阀》、《民国三大杀手》等等都是当今的畅销书。 文坛中出现的“历史热”现象是与我国转型期文化的现状息息相关的。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在我国的转型,我国的文化也进入了转型期。转型期文化是以形象消费为主导的,以实用性、世俗性、当下性为价值取向的商品文化,是我国日益发达的“文化工业”的产物。“历史热”正     

译名与诠释 ——重审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加入WTO后我国体育产业如何发展

我国加入WTO组织后,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国外体育业的介入,我国的体育产业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外来竞争对手的冲击。我们应迎接挑战,按规则要求积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