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

清代金石学勃兴,义例分支亦随之蔚成大观。清代义例探求扩展了“金石三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的原有范围,分裂为骈文、古文、折中三派。金石学领域的关涉义例之作繁琐且有考史倾向,背离了“金石三例”开创的有裨文章的传统;辞章学维度的碑志义例研究与现世创作紧密相连,直接服务于创作,其探讨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文体学意义。     

论清代试帖诗

清代在各级考试中推行试律,尤其是乾隆帝的科场革新,激发出士林学诗的热情.为指导试律创作,清代出现不少试律话和试律选本,兴起了一个试律研究的高潮."试帖诗当以时文法为之"和"必工诸体诗而后可以工试帖"是当时主要的两种主张.经过几代人的历练积累,清代试律名家名作倍增,远胜唐朝,成为清人的重要标榜之一.试律工巧有余而情感不足,其品级定位不高;但虽为干禄之文,却未遭到激烈的批判.     

古代文学作品解读指瑕辨正四则

某些教材与鉴赏辞典对名篇如归有光《项脊轩志》、吴伟业《圆圆曲》、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纳兰性德《蝶恋花》存在误释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解读方法的失误。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项建立在知人论世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文学素养进行庖丁解牛式文本内部分析的思维活动,慎之又慎方不致失误。     

清代文体学的考证倾向及其成绩

清代考证学兴盛,这股思潮波及各个学科,文体学亦出现考证倾向.清人于数百年疑难,发覆纠谬,破难解惑,在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敷理以举统三个方面辩识考核,多成定谳,被后人接受者所在多有.清代文体考证突出,堪与六朝文体学的整体建构、明代的辨体批评鼎足而立.     

从隐晦走向昌明:章学诚的价值定位嬗变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世人对他的价值定位大致经历了隐晦、潜流到昌明三个阶段,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表层原因取决于著作流传与年谱撰写;深层原因则取决于时代背景、学术性质、言说方式及成就。     

《国朝文汇》的国粹精神与文献价值

《国朝文汇》是江浙藏书文化的衍生物,在清末民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又寓有国学救亡的目的。保存国粹具体表现为保存乡土文献,其核心是弘扬乡邦文化。《国朝文汇》编撰者秉着浓烈而执着的国粹精神,以江浙宏富的藏书为支撑,以笃实严谨的态度执行编纂,凭文献史实张扬国学认知与文献识见,选文达一千三百余家,皇皇巨著挽救了不少濒临散亡的清代文集,具有辑佚存失与参校的双重价值。     

章学诚论传记的界定及其源流

章学诚以开阔的意识将部分文集之作纳入传记文类,虽仍以史传为本位,但打破了严守传记乃史学范畴的顽固立场,是胡适“传记文学”概念提出的先兆。章氏基于自己的传记理念在刘勰、刘知几的基础上对传记文体史作了完整的描述,并以“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之法对传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辨析。     

章学诚史传论三题

章学诚通过对"列女传"内涵的阐释,扩大了女性立传的范围,这是章学诚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对妇女人格日趋单一化的反拨。章学诚不仅唯"史意"是求,而且留心"史例",提倡建立《帝王传》与《史官传》:前者出于其对"本纪"的独特见解,《帝王传》的创立有利于解决《本纪》一身双任带来的尴尬;后者不仅是出于一种史家类群自我存在的认识,更表现为一种史学学术史意识。     

考证学思潮下的清代文体学特征与地位

清代文体考证在释名章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三个方面成绩卓越,其文体考证追求博学与精研,求真与纠谬,且具有致用价值.当然,由于博览与精研的限度,考证作为一种工具亦并非无所不能.清代文体学的考证倾向是汉学向文体学渗透的结果,亦是文体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局.文体考证彰显了清代文体学的总结性特征,清代文体考证可与六朝时代文体学的整体建构、明代的辨体批评鼎足而立.     

解构批判：八股文的另一类历史意见

八股文在古代受到普遍的批判,但亦不乏真诚维护者。评判八股文有政治功能与文体两个维度,以路德为代表者着眼政治功能层,有强辩之嫌;而姚鼐、焦循、阮元、王芑孙等人则从文体层展开,不失为一种尊体的有效途径。褒贬双方有意或无意分离理念层与实践层,辩护与批判实不在同一平台上对话。阮元与钱谦益分别为八股文政治取士功能与文章学评判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双方只有在此平台上才能理性探讨问题,规避拘墟短视的意气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