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朱子《太极解义》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1170)朱子完成的初本,见于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虽非全本,亦可窥见大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1173)定本,淳熙末刊布,即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载《太极解义》;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朱子全书》所载的《太极解义》,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三个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此本的定稿,曾广泛吸收了张栻、吕祖谦的意见,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朱子的太极论不仅有宇宙论意义,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其宇宙论意义是"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宰,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程,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这个关系应该即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即已发求未发,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     

学术史的新探索--《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

在从近代西方全面移植其学科分类体系并将其固定化之前,我国学术界有过不少“学术史”、“学术思想”的研究,其中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称是最有影响的代表。随着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学科建制上的定型化,文学、史学、哲学三大主干鼎立支撑的人文学观念深入人心,上世纪40年代此种名为学术史的研究已经渐少,50年代以后至80年代,更几乎绝迹。学科分类的制度作用,于此可见。但人的思考不会甘于被分类所限制,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深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学术史研究”的初感兴趣,到90年代中期“中国…     

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以二程到朱子的仁说为中心

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一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程颢、程颐)道学思想的创立，二程人格与思想的权威的确立，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学内部的学术讨论，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而追踪这种讨论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及其中讨论的问题和焦点的变化，则有助于理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     

简论东亚各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而广泛传播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因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及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同，中、日、韩各国的儒学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虽然在理论的形态上，一般认为，比起中国的儒学来，韩国儒学更集中发展了内...     

“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

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已经鲜明地呈现出儒家的思想特质;而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更突出显现了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的通行理解。尤其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儒"的理解,作为战国时代评论各家"儒"的总结性代表,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因应秦的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新的追求。     

"以对方为重": 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

我在讨论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1975)的论文的结尾处曾说:"他的这种‘以事实证理想'的信念贯穿其一生,虽支持他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心理学之作,但实际上,其心理学部分的价值并不甚高,他的更重要的贡献可能仍是在其伦理学的一部分."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本文即以其论伦理的思想加以叙述和讨论,以观察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性伦理的反应,最后则就其"他者"优先的伦理思想略加讨论.     

关于方以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在哲学上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早年提出了自已的唯物主义思想,晚年则转向唯心主义。在他的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晦幽的形而上学观点错综交织,这便造成了方以智哲学的复杂面貌。我们应当对方以智的哲学给以辩证的解析。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