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价值观和士林文化心态

历史在进入战国时代后,社会的动乱纷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中华民族并未失去它的灵魂,自传说中黄帝以来民族一统的政治理想已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结束多元分裂政治,重新实现民族一统局面,是战国时期动乱的社会表象之下的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正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司马迁写特殊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论视角

司马迁的卓越史识往往体现在他对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上 ,他善于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角度切入 ,发掘特殊历史人物的价值。从权变角度论载纵横家、从六艺角度论载滑稽、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 ,是司马迁选择独特理论视角写特殊历史人物的范例 ,从中可以见出司马迁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杰出的史学智慧。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说与儒学独尊

本文认为，儒学吸收了阴阳方士的受命改制说，适应了汉武改制的政治需求，这是促使汉武帝尊儒的直接契机。如果儒家没有提出改制理论，那么孔子以及儒学不一定会被汉家看重，而没有汉武尊儒，中国文化就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从战国初期儒家人性论思潮看《孔子诗论》价值

《孔子诗论》面世已逾四年,海内外学者就竹书作者、写作时代、简序排列、简文释读诸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着这些基础性研究告一段落,竹书研究重点便不可避免地转向理论阐释。《孔子诗论》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关于“民性固然”、“以色喻于礼”等命题和提法,涉及到诗歌创作中的情感与礼义关系,接触到儒家文学理论的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为此,本刊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就“《孔子诗论》的理论价值”展开一次笔谈,以期推动《孔子诗论》的进一步的研究。     

用理想之光照亮历史--简论《史记·吴太伯世家》

司马迁以吴太伯作为《史记》三十世家之首,旨在弘扬太伯、季札的让国精神,以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之光照亮历史。传记中关于吴国后期骤兴骤亡的历史记载,为后代提供了王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者在叙事方面方面也颇具匠心。     

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七十子后学散文”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古人过早地发展了伴随着原始思维特征的经验思维,因而中国最早的散文主要不是感性叙事作品,而是以总结帝王政治经验为旨归的历史记言散文。《尚书》记言文是中国说理散文的开端,这些记言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它们已经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这些论说文基本要素,有些记言文主题集中,条理清晰。《国语》说理散文较《尚书》有六大进展:一是出现一批主题集中、结构紧凑的说理文章;二是形成主客问答的对话体;三是文章论据出现由宗教神学向《诗》、《书》文献、典章制度的转变;四是抽象概括水平明显提高;五是进一步丰富了表现手法;六是出现一些近似语录体的短文。《尚书》、《国语》中的历史记言文是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散文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