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诗论中“志”与“情”的定位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言志”理论提出以后，主要是朝着儒化的方向发展，其自身抒情的因素亦在这过程中一度受到了掩盖。但随着春秋“礼乐”的解体，其自身本具之“情”很快就得到了复活，并通过对“人性”的演绎，与“志”融合，发展成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相和谐的理论。     

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关于杨坚出生的传说与衍绎

佛门皇帝杨坚的身世记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产生于南北朝浓重的佛学背景及百姓对结束战乱的强烈希望,因而又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后,在历朝的传说中,佛家的宗教色彩不断增加,政治色彩不断衰减,最后成为了文学创作的素材.对杨坚出生的传说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既可以了解这个传说是如何从其本意出发并在其政治作用衰退以后以其趣味的特点演化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又能从中看到我国古代志怪等演义小说与宗教的联系     

对墨子批评孔子儒家的几点看法

儒墨对立,这是春秋之际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墨子对孔子儒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天"、"鬼"、"厚葬久丧"及"礼乐"方面。这些批判的中心内容,则是墨子的"兼爱"与孔子儒家有差等的"亲亲"之爱的矛盾,是维护以血缘宗法制度为目的的"礼乐",与舍弃这个"礼乐"的矛盾。其矛盾则是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新旧思想冲突的必然结果。     

江盈科与明清之际诗坛的转向

江盈科是明代万历年间公安诗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雪涛诗评》中。在复古诗论关于"宋无诗"的主张尚影响着万历诗坛的时候,江盈科以书写性灵、表现诗人的真情性、给读者以纯真的情趣,批判复古诗论唯汉唐是崇、是法的主张,纠正弥漫在诗坛上的描摹刻板的恶习,为万历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支持着"性灵"诗论的建立。出于历史的原因,他及公安派理论在晚明虽未能以自己的旗帜彰显于世,但在明清,尤其是晚明学者的著作中还是时时发生着影响,其关于"真诗"的主张,更是融注到万历以后各学派的著作里。     

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诗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主张却与复古诗派崇唐抑宋的理论不同。他推崇盛唐,但又认为唐诗并非尽善尽美;他批评宋诗,但没有对宋诗作出全盘否定,而是清醒地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其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定诗歌创作的优劣。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对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的再思考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这是明代复古诗派的代表人物李攀龙的著名论断,论者往往据此认为唐代的"五言古诗"是不同于汉魏"五言古诗"的新诗体。并且认为李攀龙不选录陈子昂《感遇》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唐调,不能称之为"古诗"。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对李攀龙的误解。李攀龙这个判断并不是从体裁上立论,而是就"风格"上说,唐代的五言古诗与汉魏的五言古诗在风格上有所不同;而陈子昂却把带有唐人风格的古诗等同于汉魏风格的古诗,这种说法是李攀龙不能接受的。通过对李攀龙这个判断的辨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辨体的认识上向着更为细致的方向发展了。     

荀子《成相》篇的体制及其地位

荀子的《成相》是先秦诗歌中难得一见的长篇巨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文重在总结、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成相”的释义,全篇的用韵、章句,以及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