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后方稳定。中国共产党对此采取了政府强制、说服教育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治理方略。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执政信心，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同时获得了劳动改造人的基本经验。探究和总结这段历史，对当前倡导劳动致富价值观、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新生政权扭转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局面,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与国统区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全面分析并总结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的成因,对当前维护农村稳定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的思想

延安时期 ,毛泽东对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作过深刻的论述 ,认为 :个性解放包括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思想解放 ,人的个性是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统一 ;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的 ,并且要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 ;人的个性分创造性个性和破坏性个性 ,要发展创造性个性 ,反对破坏性个性     

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方针

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实现了由抗战工具到服务抗战与尊重科学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无疑是对列宁教育服务政治这一认知范式的超越。在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影响下,1943年,边区教育方针摒弃了形式主义等弊病,坚持把服务抗战与服务边区群众生活相结合,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边区教育方针由理想和原则走向科学与实际,既是我们党对教育规律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是实践与政策互动的结晶,更是一个以求实精神指导实际工作的成功范例。剖析这一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当前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大有裨益。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边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从发展中求生存、在和谐中求发展,妥善协调解决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高度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出现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景象,形成了“和谐边区”的雏形。这一尝试,其意义不在于这种“雏形”有多么完善和自觉,而在于它为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后非典时期”与人文关怀

人类同非典等突发性传染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后非典时期"。这场斗争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关怀。面对非典的冲击,挖掘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用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和充满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去直面灾难,审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老路,探究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价值,追寻人文精神及其对人类未来命运终极关怀,这一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匪乱及其治理

抗战时期,边区土匪祸害社会一度比较猖獗,严重影响了边区社会秩序的安定。这不仅仅是由于匪患这一沉疴难治,也与国民党的利诱、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密切相关。针对边区土匪本身具有的顽强性、持续性、战斗力强等特点,边区党委和政府制定了综合治匪方略,坚持军事围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充分发挥自卫军的重要作用,构建完善的灾后救济体系,祸乱民众达八年之久终被根治和安抚。其治匪经验对建国后顺利平定西南等地民变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同时,对时下全国打黑除恶、维护社会稳定繁荣必将带来有益的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宣传教育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通过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革命文艺、标语口号、办报等方式，成功地把执政理念和先进的文化根植于这片土壤。这对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如下启示：要把握好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一主渠道，创新和丰富宣传教育载体。     

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诉求日益增强，随着民主实践的不断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从概念内涵的创新发展、多元化的创新动力机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路径这三个维度来考察这一复杂的创新工程，有助于正确理解党领导下的党内民主创新的最新成果及其创新的艰巨性、复杂性，同时，对进一步深化理论创新、开展理论探索研究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