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

伴随着古籍数字化大潮,传统文献学尽管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其与相关子学科均面临着深刻的冲击与挑战。古籍数字化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对学科建设、专业教师和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传统目录学趋于式微,消弱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传统索引、引得编纂的价值,提出了建立数字目录学的要求;使电子校勘被充分运用、改变了传统的校勘程序;使版本的概念和内涵发生变化,版本鉴定手段趋于现代化,并促使数字版本学诞生。在这种状况下,文献学的发展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     

试论明代的荒政史籍及其价值

明代是荒政史籍急剧发展的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它们不仅是明代史籍的一部分,更是明代荒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点:其一,资世致用的实用价值;其二,反映历史的史学价值;其三,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灾训齐家:明清家训中的灾害教育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亦是西方学者眼中"饥荒的国度".在长期与灾害抗争的历史中,古人留下了丰富的灾害记录、完备的荒政制度,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灾害教育体系.明清家训以其特殊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在训教子孙行善修身、守业齐家的同时,寓灾教于家教之中,客观上承担了部分灾害教育的功能.家训中的灾教内容,不仅对官方防灾减灾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重要补救作用,而且提高了家族子孙乃至乡约社众的灾害意识和防灾减灾素养,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积粮备灾与明代吏治

积粮是救灾的物质基础.为积粮备灾,明政府不仅将预备仓积粮达标与否与地方官的考核、黜陟结合起来,而且采取了纳粟入监、纳粮任官、纳粮免考、纳米充吏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救灾钱粮的筹集,却给明代吏治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     

万历三十六年江南水灾、粮食危机与社会应对

万历三十六年江南水灾,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层级高,时人视为"二百年来未有之灾",是晚明江南最为严重的水灾之一,然清官修《明史·五行志》对此却漏载。此次水灾,致使江南广大区域粮食生产严重受损、抢米之变屡屡发生,形成严重的农业困境与粮食危机。为应对水灾,明政府实施了官方蠲赈,社会也积极应对,出现了作物补种引种的高潮、催生了荒政史籍的集中出现。然而,由于神宗怠政,政治昏暗;财力俱竭,公私交困;效率低下,蠲赈难求;水利废弛,隐患难消等原因,水灾应对既无力又无奈,折射出明王朝全面衰落的历史事实。     

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

受"灾害天谴说"影响,明代皇帝往往在灾后要求臣下上言寻求修省弭灾之道,大臣也借机以"己意"解"天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灾害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被充分利用,无论是成化间西厂的罢而复设、嘉靖间的首辅之争,还是万历初张居正柄政、万历间罢矿税使之争等都有灾害的因素。但是,灾害对政局的影响随政权兴衰而消长,灾害谴告内容的诠释具有很大选择性,弭灾修省措施的选择取决于皇帝态度,这些都对灾害对政局演进的推动作用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