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我国古代小说

《史记》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是人所共认的。其描写人物的成就之高。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成熟。在《史记》出现之后．一直到唐代传奇出现之前的九百年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写人艺术能够与《史记》相提并论。有一位很有影响的评论家曾经说过：中国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史记》，第二十是《红楼梦》。这种说法并不是虚夸的。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史记)的小说因素》，对《史记》中的许多小说特点进行过若干分析。文章最后对《史记》与我国后世小说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些看法．由于那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只能粗粗带过。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觉得对于后面这个问题还有作进一步归纳说明的必要。在这里准备从三十方面来谈：     

汉代散文二题

本文一是分析了东汉散文与西汉散文的主要差别 ,回答了唐宋以来许多散文家蔑视东汉 ,甚至提出所谓“非先秦西汉文章不敢读”的原因 ;二是分析了扬雄创作的特点 ,对韩愈分外欣赏扬雄的原因作了新人耳目的剖析     

试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了经济问题的人,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史记》是富有开创性的。钱钟书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     

司马迁笔下的“正直敢言”与“行侠尚义”

题 ;于是一种与“正直敢言”、“执法公正”相对立的现象出现了 ,这就是阿谀奉承 ,一切都看着帝王与上司的脸色行事 ,最甚者可至于天良丧尽 ,出卖灵魂。这种人在《史记》中的突出代表是秦朝的丞相李斯 ,其次是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与御史大夫张汤等。李斯是一个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者 ,他为了保官保命 ,在关键时刻不惜出卖原则 ,卖身投靠阴谋集团 ;上了贼船后 ,为了保官保命 ,又不惜昧着良心地倒行逆施。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过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 ;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 ,无所不至矣。”李斯的历史教…     

关于韩愈的《伯夷颂》

<正> 一千一百多年前的韩愈,曾写过一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人,那是颂错了。但是韩愈为什     

角度新颖,见解深刻,论证科学——读张大可同志《史记论赞辑释》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和文学著作,这些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司马迁有没有史学理论呢?对他的理论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往往被人们忽略。张大可同志编写《史记论赞辑释》主要就是为了帮助读者认识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司马迁有一个“完整的史论体系”,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在“论赞”中。作者的这一见解和论断系统地表述在本书前面两万多字的序论中。在这里,作者把司马迁那些对于天人关系,对于人类社会各部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对于历史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对于作为一个历史家在如此纷纭复杂的事物和史料面前应有怎样的态度和原则,以及他自己为什么要采用这由五部分构成的纪传体等有关的理论观点,     

读苏轼的《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是苏轼早期的作品,写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当时苏轼正在风翔府任签判,年方二十七岁。苏轼是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的,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了主考欧阳修的极度赞赏,说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并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被任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他没去。二十六岁又应“制科”考试,考入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第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光荣。由此,他被任为凤翔府签判,其职务是协助知府处理一些文字工作。这是苏轼在少年得志,名满海内的情况下,第一次进入仕途。     

《史记》十表总论

《史记》十表所记叙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司马迁在编写十表中所体现出的进步的历史观点与其所要抒发、表现的感情态度,同时由于资料缺少和所依据的资料不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错误。对此加以梳理,对读者全面理解《史记》与评价司马迁有一定参考价值。     

司马迁的民族观

《史记》中有6篇少数民族传记,其他某些篇章也涉及到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生活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时代的司马迁究竟持怎样的民族思想?他对汉武帝外伐四夷究竟抱怎样的态度?他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他对传统民族思想究竟有没有突破?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长期研究《史记》的学者,就《史记》民族思想论题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