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三李的神道观念论略

李白、李贺、李商隐三人的诗歌在奇特幻想和浪漫精神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三李与唐代其他文人一样热衷学道、访道、做道,而且道教思想和神仙观念对他们人生态度、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三李对神仙观念也进行了世俗化和艺术化的改造,从“道”路—“道”情—“道”理三个层面凸显出逐渐深入改造的意义。神仙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要是作为隐喻、象征而存在,是抒发情志的手段和依托。其审美成分大于信仰成分,艺术意义超过宗教意义。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李商隐祭文的艺术技巧

李商隐的骈文和诗歌一样都是用心血铸成的艺术珍品。其用四六体写成的祭文,形式华美、声情并茂,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价值,祭文成为骈文诸体中最富情采个性的一种体式。这些成就主要源于他隶事用典、句法多变、铺排渲染等艺术技巧的准确掌握与圆熟运用。     

李贺诗歌中的女性抒写与寄托

极富才情的中唐诗人李贺,在绚丽夺目的诗卷中,用自己的神来之笔塑造出一群美艳揶凄怨的女性来作为理想生命的象征.用"美女"原型来表达诗人的政治之恋,用"怨妇"群像来体现人性的真情,用"弃妇"情结展示诗人的生存境遇,用流连歌妓的方式让心灵得到放纵与补偿.李贺对女性所表示的深深同情与理解,也是对他自身命运的哀叹与诉说.     

李贺的写作姿态:在焦虑与放纵之间游走

中唐诗人李贺以其天才的灵智和奇诡的才情对苦闷而压抑的人生进行了大胆的放逐。在严苛而困厄的现实面前,诗人用神奇瑰丽、异彩迸现的诗作对自己的精神做了无羁的放纵,在潦倒的生活和落魄的心情中追求着心灵的极大自由;在放纵与超脱之后,又感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和死亡的忧虑。这就构成了李贺不断在焦虑与放纵之间游走的独特的写作姿态。     

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探因

李商隐及其诗文研究被宋元明三代冷落八百年之后,到清代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年研究的高峰期。究其原因有4个:清代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学术背景是其客观条件;清人诗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惟情惟美的主情型诗人李商隐及诗文创作持比较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李商隐诗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个性价值在全面研究中不断地被发现、被认识,又反过来激发后来学者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跟清初学者对明代诗论家只宗盛唐、忽略中晚唐文人的做法不满有关。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