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争助成“内患”：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兴起,原因较多。如果从清政府的应对角度来探讨,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故有必要深入探讨咸丰初政的情况。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新逝,咸丰即位后,京师的激烈内争不仅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党派较量,而且与清方的对外政策及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和用人密切关联。如果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初,之所以将帅屡易,应对不力,实与新旧交替之际的激烈内争以及新手主政之初的措置失宜很有关系。乾嘉以至清末,一朝天子一朝臣成为惯例。从新旧交替、皇帝初政的角度来考虑,可为分析晚清的普遍问题带来启发。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