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根据论——兼评梁慧星先生的“立法权源”观

立法根据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乃至分析、研究,而立法根据在现行立法例中的表述也是不妥当的。立法根据仅指立法者立某个法的法的根据,所谓的事实根据、理论根据、经验根据等都不是立法根据。因立法根据的功能仅在于从形式上表明所立之法的合法性。当立法根据指称的是"立法权源"时,表述立法根据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则是可以选择的。     

我国现行宪法中“政治权利”的概念解读——基于文义解释的维度

从普通含义和专业含义两个维度解读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概念,政治权利的内涵可被理解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而其外延则是不确定的,但至少包含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三项权利。并且从《宪法》第34条但书规范的解释角度,我们也无法得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仅限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结论。     

政治权利——一个需重新解读的概念

政治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然我国宪法学界对同时作为学术概念和法律概念的政治权利并未进行科学的解读,立法者对政治权利的外延规定也未保持一致性.同时,在我国现行的权利救济体制内,政治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围绕政治权利概念的种种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城市治理法治化:原则与路径

我国城市从"管理"发展到"治理",是一个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城市治理法治化具有深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在城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确立尽量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原则、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和科学化原则。城市治理法治化,还要处理好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各个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对物的治理与对人的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治理现实社会和治理电子网络社会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治理的四部曲:资源治理、规划治理、建设治理、运行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条、块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建设法制设施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治理中法律手段和非法律手段的协同性关系。     

立法时机三论

立法时机的决策是当前提高立法质量,改进立法工作的必要一环。立法时机是指立法者做出是否立法以及何时立法的决策时所应考虑的各项主客观条件。从立法时机的构成而言,立法时机包含了制定法律的时机、修改法律的时机以及废除法律的时机。在进行立法时机的决策时,立法者至少需要考虑立法需求和立法可能两个要素。前者包括社会关系的广度、深度等三个层面,后者则涵盖了立法能力等三个层面。同时,立法者可以采取预测立法需求、编制立法规划和采取"短期立法"模式等作为立法时机选择的方略。     

教育权概念之辩诘——学说述评的维度

教育权概念是教育法学的两大基本范畴之一,然学界对教育权的法律属性、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逻辑关系及教育权的外延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主张或学说。对这些学说的认真梳理,是构建一个内涵、外延都较确定的教育权概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