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息讼之术探讨

在“非讼”意识的支配下,古人认为诉讼是一种导致不安定的因素,因而千方百计予以平息。本文归纳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最惯常使用的几种息讼之术,即拖延、拒绝、感化以及设置“教唆词讼”罪。这些内容揭示了古代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的价值被曲解的基本事实,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古代司法活动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     

古代息讼之术探讨

在“非讼”意识的支配下,古人认为诉讼是一种导致不安定的因素,因而千方百计予以平息。本文归纳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最惯常使用的几种息讼之术,即拖延、拒绝、感化以及设置“教唆词讼”罪。这些内容揭示了古代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的价值被曲解的基本事实,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古代司法活动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庄子平等、自由观发微

庄子的道论,具有一种对传统及世俗的以贵贱有等、上下有别为精神的社会等级秩序观念予以颠覆和解构的理论因素。从人性的真谛便是自然性出发,庄子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及规范都是对人性的桎梏和斫伐,并意识到人人平等不仅是自然所赋,也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庄子将自由表述为“逍遥游”,即心灵的无拘无束,自由翱翔。表面看,这仅是精神的自由,但庄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由哲学一旦与社会政治话语相衔接,必然走向政治自由的诉求。庄子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平等、自由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是中国古代个人意识觉醒的标志,其所包含的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与声讨精神乃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族刑的法文化诠释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刑事责任连带方式,它的存在与中华法系相始终。这种野蛮而残暴的酷刑在中国传统社会居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合理合法性一直不曾受到真正的怀疑和挑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伦理道德观与一以贯之的重刑主义法律观实乃族刑数千年长盛不衰的两大思想支柱。通过对族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与诠释,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这一古老刑制的历史文化意蕴,进而提升我们对中华法系酷刑化特征的认识深度和力度。     

清末法律移植的现代反思

清末沈家本法律改革承前启后,开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河,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然而, 在中国固有政治、文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尚不具备接纳异质文明的土壤的情 况下,这场超前的法律移植运动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与生俱来的局限使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流 于表面和形式。清末修律的历史诏告人们,任何一场深刻而有效的变革,必须建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条件充分成熟的基础之上,必须借助波及全社会的启蒙运动作支撑。     

管仲法律思想述评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的法律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都具有深远影响。他在齐国主持政治、经济方面改革的同时 ,非常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 ,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他致力于发展经济 ,主张“案田而税” ,并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的口号。为了加强统治 ,他提倡“四民分居定业”。他反对专任刑罚 ,主张省刑慎罚。这些思想主张与后来的儒家和法家都不尽一致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自由心证

现代诠释学主张,受“前见”限制的文本解释,通过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商谈模式”这一民主化程序的约束下,实现了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作为一种方法论,现代诠释学有效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僵化认知模式,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认知难题,恢复了“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来审视自由心证,则后者存在的合理性不容低估。     

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评价

由于文化的定义千差万别,“法律文化”也是歧说多多。我认为,简明地说,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包括法律观念、法律学说、法律精神)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文化综合体。而所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所决定的、数千年一脉相传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法律实践活动包括国家和民间两部分,即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而成果则包含三个层面:制度、学说和内在精神。     

《圣经》·儒典·民商法基本原则

学术界所谓基督教和儒文化妨碍近现代民商法发展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圣经》和儒典包含了鼓励合法的民商事活动 ,公平、诚实、信用 ,恤贫扶弱等思想 ,对近代的民商法产生了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奠定或催生了近现代民商法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