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位——法家政治思维的轴心

先秦法家思想的轴心所在,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史问题。本文试图从国家发展史的新视角,对法家政治思维作出新的背景阐释,其中涉及对法家的强国意识、政治技术论、治国方略等方面的重新审视。     

关于唐中后期政治经济运动的一点探讨

不少论者从多方面论证了唐中后期的危机,诸如宦官专权、朋党斗争、藩镇割据,等等,就王朝统治而言,这些情况确实是困扰统治者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我觉得,它们尚属于政治层面上的“临床表现”。当时真正的“病理性”危机是: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失序,王朝的政治结构面对这一变化未能产生必要的回应,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阻断,并最后将王朝引入深渊。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先秦儒家对于“情”的理论探索

情或情感要素在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郭店楚简先儒文本的发现 ,于这一研究又增添了新的材料和活力。“情”、性情观念是如何进入先儒的伦理视野 ,以及性情观和与其相关的理念在先儒思想史上如何逐步地获得展开 ,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题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浅析记号表意文字体系确立于战国、秦汉之际的社会客观原因

按照记录语言的原则的不同,汉字的历史可划分为以图画提示语段的图画文字、以形象记录语词的形象表意文字(即象形文字)和以记号及记号的组合记录语词的记号表意文字这样三个演变阶段,其中图画文字发展到象形文字属于两个不同文字体系之间的演变,而象形文字发展到记号文字(以下除个别地方外,余皆简称“记号文字”),则属于同一衍义体系文字内部的两个次体系问的演变。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加速后两个次体系间演变的社会因素。     

情性本位: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质的理解

情性本位,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影响了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哲学———儒学———之性情形而上学的形成。这种文化逐渐流转为一种同崇尚精神、理性的印度文化、希罗文化不同的情性本位的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后现代对理性的反思,似乎也并不意味着东方的情性文化和儒家的性情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     

关于汉字早期形声化现象的再认识

汉字的早期形声化 ,主要是为着在书写上区别语词而出现的一种文字信息羡余现象。它晚出于汉字的假借现象。汉字早期形声化的羡余特性主要表现在 :为象形、指事、会意字加添声符 ,为假借字和同源词根字加添形符。形声化推进了汉字字写专词的进程 ,提高了汉字区别语词的功能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