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称性论物理学本体、认识与方法三者关系

物理学的发展过程是物理对象从宏观到微观和宇观的拓展,是物理学理论从牛顿力学的天地运动统一到除引力外的三种相互作用统一、并向大统一理论的演进,也是人类认识方法上的更新与进步。对称性在物理学的本体、认识与方法三个层面均占有一席之地。伴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和对称性研究的深化,物理学的本体、认识与方法三者从最初的各自为政,到开始交融,之后交融的部分越来越大,到超弦理论中三者几近融为一体,对称性正好处于三者交融之处。这种融合的过程是与关于对称性的认识深化相一致的,这体现了物理学越来越朝向揭示自然本来面貌、朝向正确理论、朝向更深刻方法的发展历程。     

明代汾河流域旱灾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通过对明代277年(1368-1644)汾河流域旱灾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采用以县为单位的旱灾等级划分标准,利用线性趋势估计法对当时整个汾河流域旱灾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且从频率和强度两个方面研究旱灾的空间分布,同时以t分析方法对旱灾在时间变化上是否存在突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明代汾河流域共发生旱灾147年次,平均1.88年发生1次旱灾,平均每年发生旱灾7.6县次,其中以2级旱灾为主(占46.97％).(2)在明代277年中,汾河流域旱灾发生频率呈极显著增加趋势,且夏旱最多,春旱和秋旱次之,冬旱最少,在季节连旱方面,春夏连旱发生最多,夏秋连旱次之,四季连旱最少.1473年为旱灾频率发生的突变点,1368-1473年为旱灾发生较少期,从1473年开始,旱灾发生频率明显加快.(3)从整个汾河流域来看,上游不易发生旱灾,且强度较小,而下游最易发生旱灾,且强度较大,与此同时,汾河流域中游东部较西部易反生旱灾,且强度相对较大,下游则相反.明代气候变冷是汾河流域旱灾频发的主要原因.     

永乐宫壁画艺术中的科学理论探微

文章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了永乐宫壁画艺术在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科学理论,分析探讨了透视法、比例法等科学技术原理在永乐宫壁画艺术中的具体运用,指出在西方出现科学的绘画理论之前,中国的画家便开始潜心研究自然界的透视现象和比例关系等自然现象,并在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符合空问整一律的科学的绘画理论.     

电子商务三维认识范式初探

电子商务 (ElectronicCommerce)的认识问题是我们发现并把握数字机遇 ,应对数字挑战的首要问题。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电子商务的三维认识范式 ,即新思维、新协作和新工具。在此基础上 ,我们又推演出一个电子商务战略构建的三维框架 ,并简述了它的现实意义。     

融入区域产业群——我国高等学校走向经济中心的一种发展模式

大学与所在的区域彼此相依,资源互补,共同发展。大学显著地影响着所在区域产业的结构、竞争优势、发展形式与发展战略以及本区域的发展远景。大学也往往通过介入或影响在本区域发展的产业群而获得更快发展。因此,大学融入区域产业群,既是一种世界性趋势,也是我国高校走向经济中心的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模式。     

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为例

关于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国内外虽已有不少研究,但从个案入手并凸显特异性、地方性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首次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的史实与影响为例,在依据大量第一手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行了专门具体的发掘,并从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来诠释这种关联的原因以及医药传教的客观历史价值.     

城市演化的非他律性探索

文章运用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混沌理论等复杂性系统科学理论对城市系统演化的自组织与非他律性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提出并论证了城市作为一类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其演化具有不受外界控制的非他律性规律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城市非他律演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启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明末西方传华火器倍径技术应用及其影响

明末西方传华火器技术包含了很多方面,火器倍径技术是其核心技术之一。火器倍径技术在西方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依托传教士作为载体传播到了明朝,并深深地改变了明代的传统火器技术和知识,使得中国传统火器技术从明末开始走向现代化。《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完整的记载了西方传华火器倍径技术,并且在明末的军事实践中多有体现,对明末以后的火器技术也影响深远。     

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新思路——以山西煤炭产业发展为例

煤炭资源是山西的比较优势 ,煤炭产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文章就山西煤炭产业如何发展 ,提出了新思路 ,即煤炭产业群之路 ;其次 ,分析了煤炭产业群的内涵与山西煤炭产业群的构成 ;再次 ,对已具备煤炭产业群形成的一些基本要素与成型的产业群的距离以及成长对策进行了分析。     

在"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之间 --来自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论

20世纪初,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与科学技术迅疾深入发展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在如何汲取科学并克服科学发展之弊的关系上,梁启超捐弃了"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这两种单向度的极端态度,在营造适宜科学发展的文化场域的同时,倡导情感、信仰与宗教护佑理性价值的必要性.其科学价值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促进科学理性、道德情感与审美理想走向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