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权归属的再思考

我国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的体制既是长期司法实践的惯性使然,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契合检察监督理论体系,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方式。但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存在正当性疑问。法院行使批捕权并不会使法院产生预断,也不会影响批捕效率,还可大幅降低高羁押率。因此,我国应建立法院行使批捕权模式。法院行使批捕权,应从批捕机关的设置、批捕审查方式、逮捕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建构。     

治安法官研究

治安法官制度诞生于英国,迄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治安法官在经历了14-18世纪的鼎盛时期后进入衰退期,并在19世纪实现现代转型.虽然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治安法官并不完全相同,但各国或地区的治安法官制度的核心构成因素存在着诸多共性,共同构成了治安法官的现代运行形态.该制度近700年的发展史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有效化解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获得刑事证据资格,也无法通过证据转化规则获取刑事证据资格,加之《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合法性从注重证据形式合法性向重视实质合法性的转变,构成《监察法》第33条第1款的重要立法原因。监察调查程序在确保证据真实性上与刑事诉讼程序并无差别。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应当与刑事证据的证据形式相同或相对应。     

在线诉讼对刑事诉讼的冲击与协调——以刑事审判程序为切入点

随着科技与司法关系的日益紧密,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大量增加,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于远程讯问、远程作证和在线庭审等场景。在线诉讼在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对实现直接审理原则、控辩双方有效质证以及诉讼参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为实现在线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发展,应理顺刑事诉讼中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的关系,保障辩方在在线诉讼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实现控辩平等原则,并建构完善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机制。     

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定位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自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成立以来,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共出现过三种定位,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使部分司法行政权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定位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和领导体制、法院地位的变化等。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述因素已经发生变化或消失,因此需要重新确定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定位及职权配置问题。     

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推定规则之检讨

<正>2022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22年《意见》”）。其中，第21条对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确立了新的犯罪数额推定规则。依据该规则，控方只需证明“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法院即可“按照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1)。虽然推定规则可以从实质上降低控方的证明难度，但也可能会将犯罪嫌疑人、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从近年反腐败大案看我国反腐的法治向度

我国在反腐败方式上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而近年来曝光的多起反腐大案充分体现了法治反腐这一模式的许多特征.法治反腐强调法治在反腐败中的基础性作用,法治反腐是种底限思维.党和国家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反腐败的基本思维方式,对我国反腐败工作有重大意义.在反腐败斗争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可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此外,纪委在我国反腐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健全纪委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下被害人的诉讼参与

被害人保护一直被理论和实务界所忽视.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中国的被害人保护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此背景下,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域外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引进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有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