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走向

本文论述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逐步走向大众的发展趋势，认为大众传媒既要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要，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一身二任，不可偏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大众传媒深化改革，健康发展，但困难尚多，任重而道远．     

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跨学科与多维度——黄旦教授访谈

赵:黄老师,您好,从文学到新闻学,再到现在的传播学,您经历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转向,以致您的学术视野比较宽广,研究领域涉及新闻理论、新闻思想史、传播学研究,学界中人对您在这几方面的建树都赞誉有加,您如何看待您的学术转向呢?     

夏衍与契诃夫的戏剧风格比较

读夏衍的剧作,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的剧本。陈瘦竹同志在谈到《上海屋檐下》时就认为,夏衍同志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颇似契诃夫的剧作,平凡而深远,素淡而隽永。”形成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这两位作家的戏剧风格中,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其中很突出的就是那别具一格的悲喜剧特色。悲剧和喜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类型,在西方戏剧史上,一般认为悲剧主要表现主人     

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

在新闻理论研究中,有两个现象特别需引起注意.一是其论题总是十分集中,犹如新闻记者抢热点新闻,新闻理论的研究者也始终醉心于抢一些热门话题:说是要“与论监督”,转眼间风起云涌;说是要“正面报道为主”,刹那时铺天盖地.人人争先,个个奋勇,形成“干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研究局面.不错,在学术研究中,无论哪一个学科,在特定时候特定背景下,或许都免不了有一个较为集中的论题,意在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争论,达到深一层次的理解和共识.这并不足怪.怪就怪在新闻理论研究中,文章虽多,见解却少,“横看成岭侧看也成岭”.无非你讲两点,我提三条,看似花团锦簇,实乃豆腐一碗.以致于有好事者声称,了解某一新闻理论问题,看一斑就足知其全貌.话是刻薄了些,但决不是空穴来风.二是只述不作,有“理”无“论”,在众多的文章中,除少数外,大多都是就事论事,即兴发挥,充其量不过是某一文件、政策的诠释、注解和说明.在对文件或经典语录的摘章引句中,加上印证式的经验描述.更有甚者是轻下断语,今天风头下是一个调,明天风向变了又是另一副腔,只顾“抢时间”、“赶速度”,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连科学研究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的基本要求都扔之一干二净.这样的研究,最终当然是“连儿戏     

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再谈报纸的“迷思”

<正>某个湿漉漉的"周六晚上","一个年轻人坐在长长的藤制躺椅上看报纸。他已经看得入神了。那时而愤怒时而微笑的表情说明这则故事是多么地吸引着他。他一页页地翻着报纸",突然一个"穷困的流浪汉因风雨日晒病死道旁"的标题映入眼帘,"这个年轻人被这篇简短的报导所感动。他可以想象那个可怜人倒在     

夏衍与契诃夫的戏剧风格比较

读夏衍的剧作,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的剧本.陈瘦竹同志在谈到《上海屋檐下》时就认为,夏衍同志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颇似契诃夫的剧作,平凡而深远,素淡而隽永.”形成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这两位作家的戏剧风格中,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其中很突出的就是那别具一格的悲喜剧特色.     

夏衍的“联想”说和他的历史剧

《赛金花》和《秋瑾传》是夏衍最早的两个多幕剧,也是作者所仅有的两个历史剧.前者,借前代往事中之一点丑恶,化为对国民党卖国投降嘴脸的尽情嘲弄;后者,树历史长河中之浩然正气,激励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在当时,它们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两个剧本放到夏衍的整个戏剧创作道路中加以考察,有两个现象应值得我们注意.     

作为媒介的史料

从媒介理论的角度,任何史料,都是一种媒介。这不仅表明它必须存在于一定的载体之中,并且具有自己的体制制度、运作方式和性质功能。这不仅规定了史料的记述方式、目的和存取方式,而且对史家的选用采纳也设置了边界。作为媒介的史料,就是历史的一种制作,寓含着其特性、时人与事件、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具有自己的历史,同时又开拓出不同的历史"现实",创造出各自的"传媒性"感知。它们互相纠缠勾连,却不能用一个尺度规定它们的质量,从而消解其存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从媒介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改变以往只是以内容为据的史料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树形"的历史书写惯习中转移到"根茎"型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不同史料媒介关于历史的不同拓展、生长和并置。     

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

推动、指导报刊朝职业化方向发展,是五四前后徐宝璜、邵飘萍等人研究新闻学的主要目的,因此,报业组织及其运转,是他们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提供新闻是报业的天职;为全社会服务是报业的目的;经济独立是职业化报刊的基石;言论自由是职业化报刊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些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报刊实践,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在新闻研究中的体现。     

边界刚性与组织成本:我国出版集团的困境

在我国现行出版体制下,出版集团具有边界刚性,分为外部刚性和内部刚性。承认我国出版集团所具有的企业外部刚性较大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有突破性改变这一前提,出版集团仍然拥有相当的行动空间来发展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主体。通过集团化将出版社的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为集团的组织成本,而这个增加的组织成本必须低于其外部交易费用总和的减少量——这是现阶段出版集团立足现状求得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